本文以1843-1914年的上海老城厢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上海开埠以后，在租界城区发展、繁荣过程中，城市原本繁荣的区域—老城厢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开埠前的上海，城市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县城及东南之沿浦地区。可是开埠以后，由于租界的开辟，城市的发展脱离了原来的轨道。租界在小刀会起义及太平天国运动中迅速崛起，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左右就成为整个城市的象征。在这过程中，由于轮船的兴起、沙船业的衰落、洋船停泊区的规划等，导致城市的港口区域由城市东南一带转移到小东门以北直到虹口一带。港口区域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城市经济中心转移到租界地区。除了经济中心北移以外，70年代以后，人们的生活重心也逐渐出现了向租界转移的现象。这样在租界区域的强力竞争之下，到20世纪初，原本繁荣的老城厢已成为租界城区经济上的附庸，整个城区的形象和功能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在商业贸易中，租界市场成为进出口商品的中转地，其腹地涵盖了长江流域及南北沿海各埠；而十六铺商业区仅能辐射到近郊区、江浙两省的部分区域。从零售商业来看，老城厢零售商业销售商品则主要是中国传统商品，进口商品则以中低档为主，消费对象主要是本地居民及近郊农民。而老城厢的城市形象，原本是“江海通津，东南都会”，到20世纪则成为典型的中国城市。人们到老城厢，游玩的是具有中国臆想的城隍庙，消费的是具有中国传统特征的、价格低廉的商品，唤醒的是人们对古老中国的回忆。在老城厢地区逐渐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在租界区域的刺激下，各方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力图改变这一区域的面貌，从而使沿袭了多年的城市管理措施、理念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城市治安秩序管理、公共卫生管理、道路交通管理等多个方面。如在城市治安管理方面，老城厢地区早在1898年初就办起了警察。警察取代局丁、中国巡捕房代替巡防保甲局，既是管理措施方面的变革，也是治安控制理念从事后处罚到事前防范的变化。同时，在20世纪初老城厢地区急速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由于这些措施、理念基本来自西方，与我国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如，导致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城市民众和执行管理措施的警察之间的冲突经常在老城厢街头上演。此外，对于老城厢的官方、自治士绅来说，也需要调整自己在新的城市生活、管理中的角色。而在这种社会变革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种种因素纠集在一起，使20世纪初年的社会变革充满了矛盾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