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国家,法律都应当而且必须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利益的需求而制定的,不能为了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利益而制定。但是,社会并不是一个无冲突、无矛盾的整体,任何一部法律,上至我们国家层面的宪法、法律,下至规范性文件,都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总是不期而遇,如何平衡这些利益冲突成为考验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法治化的重要标志。而从2008年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发布的机动车限行令开始至今,一些城市也纷纷学习这一管理城市交通的经验。至此有关机动车限行措施的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了或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利的讨论成为了学界特别是宪法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宪法学理论为分析框架,以“兰州市机动车限行”事件为素材,从财产权角度和公共利益角度两大理论视觉为出发点,对“兰州机动车限行”的个案进行了分析和考量,在文章中笔者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机动车限行到底是否构成宪法问题;机动车的限行是否构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限制机动车限行行令有无法律依据;机动车限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等等。虽然个案运用是具有个体性的,但对中国诸如此类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问题具有宪法学上的规范性和建设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