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服制度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服装制度,官员服装的胸前、背后缝缀有补子,以不同的“禽”和“兽”纹样区分文武职司,并将文武官职各分为九品。补服的穿着有严格的规定,不按照规定使用将会受到惩处。补服制度始于明代。清代官员所着补服,借鉴明制,在形制上融合了满、汉两个民族的服饰理念。清代是一个由满民族建立的王朝,非常注重在服装上保留游牧民族的传统,清代的补服制度是在明代基础上的继承与更定,明清两代的补服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服装的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短期形成的,而是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渐变。本文在全面梳理有关补服制度演变过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明清补服制度的内涵及演变过程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一次基本而全面的评价。论文的内容,基本上以统合和分类两种写作方式组成。对于补服制度的形成和制度之演变过程,主要以整体统合的方式进行考查；对于补服构成要件、纹样的特征,则按照各自的特征分门别类后,加以分析和比较。本文在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图像和实物资料进行互证。并复原绘制了大量补子主题纹样,通过比较提炼出标志性特征。叙述的方式以归纳法为主,研究的结果较多的采用图表的方式进行总结。主要研究的内容和结论如下：官服上标示品级的纹样曾以“花样”及“胸背”呼之,补子之名在明后期出现,“补子”一词包含了装饰在服装上的位置、缝缀形式以及花样品级三方面的内涵。补服制度的确立经过了一个不断修订与完善的过程。最晚在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作为上下有序在服制上的体现,补子纹样在服装上的排序已基本完成,当时区分官员品级的纹样存在不同品级之间可以混用的现象。在景泰四年(1453)、天顺二年(1458)、成化二年(1466)、弘治十三年(1500)、嘉靖六年(1527)、嘉靖十六年(1537)以及嘉靖三十年(1551),明王朝都对服制进行过补充与完善。最大的一次品官花样细分是在嘉靖十六年(1537),文官用品级花样细分到了逐一官阶。至明晚期补子名称的出现,完整意义上的明代补服制度确立了清代补服制度的建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后金定制；第二阶段是崇德年间至顺治八年,服制的发展为补服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顺治九年(1652)补服制度确立,进入不断修正与完善期。此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都对补服制度进行过修正,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皇朝礼器图式》编撰完成,补服制度没有再进行大的调整。明代要求官员使用符合身份地位补子的服装包括：常服、忠静服、保和服、贴裹、直身、大褶、顺褶,它们款式不一,色彩相异、穿着的人员身份也各不相同。清在入关后的特殊时期使用过明代补服的款式,补服制度确立后,统一使用对襟褂的样式,颜色为蓝色调。至《皇朝礼器图式》编撰完成,明确规定,各级官员补服色用石青,一直沿用至清末。明清时期补子纹样的构图形式、主题纹样数量有所不同。用以标识官员身份的主题纹样,呈现符号化的趋势,一些动物的形体特征被弱化了,纹样之间易产生混淆。本文复原绘制了不同时期、不同品级补子的主题纹样,对比、归纳出了各品级补子主题纹样的标志性特征,并指出：补子主题纹样辨认时,形体而非色彩是辨认的第一要素,应立足于共性,分析纹样个性,结合实际情况,综合加以判断。补服是清代所规定的吉、嘉、军、宾四礼中的常需之服。清代律例针对补服的穿着,规定具体而细致。但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违例现象却是屡屡出现,如纹样的越级使用、普通官员使用圆补等等。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一、上尤下效,上级官员不按规定使用补子,下级官员效尤成风；二、加级制度。三、皇帝出于特殊原因的赏赐。补服有纱、单、夹、裘之分,基本的换穿顺序是：葛纱—芝纱—实地纱—单—夹—棉—裘。三伏之时,容许不穿补褂礼见,俗谓“免褂”,又称“花衣期”。补服在清代具有吉服与礼服的双重功能。补服与蟒袍套穿时,是吉服。《皇朝礼器图式》成书时增加了蟒袍与补服之制,但是蟒袍与补服的套穿并非是始于乾隆时期,在康熙、雍正年间以及乾隆十六年(1751)都有官员蟒袍补服套穿的记载。补服在行使吉服功能时,还需要同时佩戴吉服带、吉服珠,除热天外还需戴领子。当补服与朝服套穿时,即是礼服。在行使礼服功能时,还需要同时佩戴朝服带、朝服珠,并使用披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