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书家辈出,书学大兴。唐代书法前承魏晋,后启两宋,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辉煌成就和独特神韵,把中华美学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纵观唐代书况,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相异的书法风貌与书法美学思想。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在唐代书法美学思想发展的历时进程中,书法艺术创作的主体精神也经历一个由弱到强的移置变迁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与唐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三教合流以及每个时期侧重点的差异紧密相关。以书法艺术创作内蕴的主体精神的嬗变轨迹作为论述的切入点,将唐代书法美学思想与创作实践分作初唐、盛唐、中晚唐三段逐一进行评述,乃本论文的主要逻辑架构。第一章主要分析初唐尊王崇圣,风格整齐划一的古典主义书风。由于统治者的个人偏好以及唐初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法制齐备,敛入规矩,书家的创作主体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艺术风格多不出大王藩篱。首先阐述了造成初唐书法整体风貌的时代文化背景,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儒、释、道思想杂糅互渗兼重儒术以及政治思想的高度一体化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其次,从书法艺术实践与理论联系互动的两个方面:书法创作方面,即欧、虞、褚、薛身体力行确立“唐法”的过程。初唐四家虽各有千秋,但皆师法大王,书法艺术风格、个性化不足;书法理论方面,研究初唐书论集大成者孙过庭思想的矛盾性与过渡性,借此说明初唐书家主体精神的备受压抑以及挣脱母体开一代新风所承受的痛楚。第二章勾勒盛唐纵放狂逸、雄强刚毅的“两部合响”的书风。双重旋律的“盛唐之音”,一方面表现在狂草艺术的“纵放狂逸”上,一方面表现在“雄强刚毅”的“颜体”书风上。两者虽书体迥异,但艺术精神大略相同,即追求一种不同于大王书的阳刚之美。主体精神在此时呈现出高扬的态势。本章首先介绍产生“盛唐气象”的时代文化背景,继而逐节分述盛唐书法“双璧”——“颠张醉素”与“颜体”的书艺特色,最后通过分析“神采论”对初唐“法”的超越,以此彰显盛唐书法主体精神的勃兴。论文末章描述中唐法度森严、晚唐遍寻禅意的两种书风。中唐乃中国文艺的一大转折。在分析中晚唐书风之前,必须首先把握住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多元裂变以及封建社会后期新的审美理想继起的这一前提,我们将在第一节对其详细阐述;面对“安史之乱”后的中唐,一方面亲历“盛唐气派”的文人士子们渴望实现大唐中兴。儒家之道渗透书坛,此时书风规矩森严,尚实尚俗,自在情理之中。文人墨客试图以书道表现一种对社会的拯救心理,我们在第二节对其加以分析;另外一方面,面对“安史之乱”后的社会衰败局面以及禅宗思想的流行,时代精神己不在马上,而在人心。此时的美学理想发生“内转向”,即由初、盛唐的重形、重再现、重客观转移到晚唐的重意韵、重表现、重主观。主体性呈现渐强的趋势。这一转向显明地渗透于晚唐“随心任性”的禅僧草书艺术创作以及追求“韵外之致”的书学理论之中。笔者将于本章的第三、四节逐一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