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减缓,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复苏乏力。为对抗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在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积极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到快速增长阶段,在全球中从“产品生产方”渐渐向“资本输出方”转型。然而,我国OFDI虽遍及各大洲,但仍存在资本集聚在少数地区的不均衡问题。这种差异化集聚不仅由投资国与东道国两国要素的差异造成,且与“第三国”①空间效应存在着密切联系。区域内“第三国”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是影响OFDI区位选择和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在传统“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基础上将“一带一路”沿线“第三国”空间效应与我国投资区位选择相结合进行研究,明确以下问题: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是否在空间上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第三国”空间效应;不同要素的空间效应是如何影响对外投资的数量和方向的;空间效应在区域间是表现为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如何发挥和运用“第三国”存在的空间效应对我国OFDI的区位选择进行指导。进一步研究和分辨我国OFDI在区域内空间效应的机理和规律,有利于识别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研究“第三国”空间效应以便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方向进行指导,为选择合理的投资区位并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提供科学的依据,对维护我国OFDI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学、区域经济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前沿理论和研究发展,运用比较分析法及规范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空间效应的存在性、影响路径、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空间效应指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阐述研究背景及意义后,根据经典理论和文献综述指出目前研究中的未尽之处,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空间布局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不均衡差异化格局进一步着重对OFDI空间效应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其中,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渠道为人才流动和前后向关联;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渠道为竞争和良性循环;空间挤出效应的影响渠道为市场挤占。分析三种效应的影响机理,为后文的实证模型提供理论依据。其次,本文在实证部分选取“一带一路”37个主要的沿线国家①作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通过Moran’I检验空间相关性后,建立SAR、SEM和SDM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自然要素、市场规模、劳动力资本、政治风险和工业化程度的“第三国”空间效应对我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空间效应显著存在。具体来看,劳动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表现为空间挤出效应,而贸易依赖程度和政治风险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国家劳动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改善会竞争性减少邻国区域的投资额,而贸易依赖程度的增加和政治风险的降低则带动本国及相邻国投资额的提升。市场规模、工业化程度和自然资源是少部分国家的投资动机,空间效应较弱。投资偏好上,我国倾向投资于同属FTA的相邻国家。最后,在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根据不同要素禀赋存在的空间效应,遵循优化投资区位选择和空间格局的基本思路,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利用空间集聚效应,从“发展空间集聚点”向“全区域协同发展”转变;利用各国优势,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投资策略;关注贸易对投资的推动作用,制定更加具有协调性和融合性的区域投资策略;利用优秀东道国劳动力资本,为我国OFDI提供人力资源的保障;构建区域投资环境信息平台,规避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