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素的运用在海外作家的创作中一直起着微妙又意蕴深长的作用,成为其具有较高辨识度的要素之一。而近年来在海外华人创作中,女作家的地位日益凸显。一方面在异域生活的背景带来一系列对异族文化的理解、接纳的困难,甚至有着对于异域文明的巨大排异,这种痛楚与艰难无疑对于敏感的女性群体有着更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男权文化氛围之下,女性的社会身份虽然日益提高,但在华人社会传统里女性依然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社会阶层。这种双重边缘人的身份在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创作里对其影响深远。早期的华人海外创作中,无论写作的语言是华文还是外文,多聚焦在表层文化冲突的描述,充斥着大量简单的、罗列式的乡愁主题叙事。而在具有着双重边缘身份的海外华人女作家的笔下,通过敏锐且充满灵气的视角,创造早已脱离了浅层次的乡愁主题,两种甚至更多的文明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被人性的观照消解和转换,在族裔视角与异域视角之间的交替选择,对庞大繁杂的中国元素精妙地选择与使用,成为其创作的新特质。在文化身份确认的程度与路径上,中国元素的运用常常体现出作家在对文化的接纳与视角上的选择与态度。在中西方对华人女作家的研究文本里,经常被列为研究对象、且作品在中西方的接纳度都一致较高的几位作家有——谭恩美、汤亭亭、严歌苓。本文将选取她们三位的代表作作为研究对象,包括有《喜福会》、《女勇士》、《中国佬》、《扶桑》,这几部作品发表时间都在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之间,都曾被改编为戏剧或影视作品后赢得了更广泛的关注,不仅是作家创作经历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是海外华人创作史中举足轻重的作品。本文将对于中国元素的重现与改写运用在作家们的文化身份认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探讨,进行形式上与成因上的深入分析。由表及里的中国元素渗透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海外华人创作里认同与接纳之间的关联、身份与视角的选择,从而理清文化身份认同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