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各国逐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转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全球汇率变动由此不断加大,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的重要变量。汇率问题也因此逐渐成为国际金融研究领域和各国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要关切点。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汇率作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重要价格,是影响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和连接国际市场的纽带,其变动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及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发展模式、发展动力的转变,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化解我国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并为优势产能寻找出口。东盟国家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口和重要通道,与我国有着深厚的地缘关系、紧密的经济联系和较强的产业互补性,自然成为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区域。当在国内区域间进行产能合作时,产能合作企业不会面临汇率不确定问题;而当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时,汇率不确定将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受到汇率不确定怎么样的影响,成为未来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特别是中国—东盟产能合作中亟需回答的问题之一。本文在总结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最新发展的基础上,依据“问题提出—现实考察—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启示”的逻辑层层递进,对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进行研究,得到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汇率不确定变化确实会对企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汇率不确定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对外商品输出及产业转移合作的产能生产率阈值,表明汇率不确定的变动会导致企业在国际产能合作时的难度变化,进而对企业国际产能合作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沉没成本所导致的“实际刚性”具有关键作用。第二,汇率不确定变化的方向来源对汇率不确定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由本国货币波动引起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与由外国货币波动引起的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国际产能合作的影响不同。本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上升或外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下降所导致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会使得本国企业所有类型的产能生产率阈值提升,本国企业对外产能合作的利润将减少、难度增加,本国生产企业需要有更高的产能生产率才会愿意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而外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上升或本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下降所导致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会使得本国企业所有类型的产能生产率阈值都下降,本国企业对外产能合作的利润将增加、难度减少,本国生产企业需要较低的产能生产率就会愿意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因此,在研究汇率不确定与产能合作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汇率不确定变化的幅度大小,同时还要关注汇率不确定变化的方向来源。第三,就汇率不确定对国际产能合作规模的影响来看,虽然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商品输出和产业转移合作产能生产率阈值影响的方向相同,但影响的程度不一致。在汇率不确定条件下,商品输出与产业转移合作间存在的替代效应,使得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商品输出及产业转移合作规模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结果,从而导致了汇率不确定与国际产能合作规模关系的复杂性。第四,从汇率不确定条件下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实证分析看,其结果表明:汇率不确定与中国对东盟的商品输出是负相关关系,汇率不确定与东盟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也是负相关关系;而汇率不确定与中国对东盟产业转移合作的关系不显著,汇率不确定与东盟对中国产业转移合作是正相关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与本文理论模型所预测的当汇率不确定变化的幅度较小且主要来源于人民币时的结果相一致。这一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的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适用于解释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最后,在政策建议方面。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具体到我国对东盟的产能合作中,本文从宏观层面提出:稳步推进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外汇市场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汇率及货币政策沟通协调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提升的建议;从中观层面提出:进一步为中国—东盟产能合作提供便利化和做好相关转移产业布局及规划的建议;从微观层面提出:提高国际产能合作企业的汇率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产能合作企业对汇率风险评估及预警的能力并充分利用各类汇率风险规避及防范手段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