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颁布之前,理论界对诉讼诈骗的定性存在争议,主要有无罪说、诈骗罪说、敲诈勒索罪说、妨害司法类及其他罪说四种学说,各地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定性混乱的现象。结合三个典型案例,通过对理论界存在的关于诉讼诈骗定性的学说进行剖析可知,无论单独采取哪种观点,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诉讼诈骗行为定性问题:无罪说虽然严格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其规避了诉讼诈骗的社会危害性,会造成诉讼诈骗愈演愈烈的局面;敲诈勒索罪说实际上曲解了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构造,使人无法信服;其他罪说涉及罪名庞杂,没有触及诉讼诈骗行为法益侵害的核心内容;诈骗罪说无法评价非侵财型的诉讼诈骗行为,不能定性全部类型的诉讼诈骗。也就是说,无论单独采取哪种观点,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诉讼诈骗行为定性问题,难以达到罪责刑均衡状态。《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虚假诉讼罪,解除了多年来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困境,但从条文规定以及结合案例的分析来看,虚假诉讼罪在入罪标准上规定的不够明确,可能会影响其规范司法实践目的的实现,因此,需要在厘清虚假诉讼罪与其他妨害司法罪的界限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防止司法实践中再出现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