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在很多方面是学校场域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人,校长的有效领导是学校走向成功的关键,那么,校长何以实现有效领导呢？本文以思辨研究的方式,遵循理论梳理与分析—实践考察与验证—理论反思与建构等基本线索,在整合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及国内与国外等诸种关系的基础上,对校长领导行动的基础进行了理论探讨,对校长领导的现实取向进行了逻辑分析,对校长领导官僚化取向的合法性进行了学理阐释,在此基础上,对校长领导转型过程中的伦理寻求问题进行了理论概括与建构。就校长领导行动基础的理论探讨而言,主要从人与环境两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一方面通过对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教育管理科学理论及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等理论中人性观的考察与反思,认为古典管理理论中的科学管理思想与科层制理论对校长领导的行为影响至深,为校长领导实践中非人性化思维与行为的出现“植入”了理论根基。另一方面文章以制度理论作为分析的视角,通过对制度环境与学校组织、制度环境与学校场域中的人及制度化与制度化教育等问题的理论分析,认为制度环境既为学校组织科层制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也为“规训”人的机制的形成做了铺垫,带给校长领导的是一种类似韦伯所说的“铁的牢笼”的控制与约束。理论分析是否符合校长领导的现实逻辑呢？文章从制度的角度即从校长负责制与学校组织机构、校长负责制与校长领导的责任性以及校长负责制与学校中人的发展三个层面来探讨校长领导实践的可能取向。认为校长领导的现实取向是一种“看不见人”的、“官僚化”的实践取向。该取向使校长领导行为具有了控制与规训的内涵,个体被束缚在层层的控制体系之下,使人处于一种不自由的学校场域中,个体便成为了被管理和操纵的一分子,致使学校场域中“普遍平庸”的出现。文章也对校长领导这一现实取向的生成机制及其日常呈现问题进行了探讨。校长领导“官僚化”的实践取向意味着行政权力已被推向前台,也意味着行政集权的出现,而行政集权无疑会对学校发展产生桎梏作用,这就需要重新审视校长领导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文章界定了合法性及校长领导权力合法性的内涵；阐释了校长领导权力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并重点分析了校长领导权力合法性危机及其表现形态,认为校长领导权力合法性危机即是指校长领导权力不具有正当性且未获得被领导者的认同、支持和服从,其实质是一种认同危机。其表现形态包括：公共性危机、程序性危机及价值性危机等。校长领导权力的合法性危机表明校长领导权力已无法体现其所赋有的价值和使命,无法获得下属的认同和满足其发展的需要,使得校长领导权力合法性处于需要变革的关节点上。认为校长领导权力合法性的重建需要从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上去寻求,也就是从校长领导的行动基础即人与环境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要实现校长领导的人文回归与重塑；二是要实现校长领导的制度变革与创新。校长领导的人文关照首先应该在官僚制的体系中突出人的主体性,需要肯定人的价值以及人的价值观的作用。而德性伦理无疑是校长领导伦理寻求与建构并凸显人性内涵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德性伦理是一种关注个人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立足于个人道德品质的提高,并以实现主体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内指型道德。德性伦理是校长在领导过程中实现道德伦理的主体化、个性化以及将外在的伦理要求内化为个体自身道德品质的重要伦理诉求。要求校长领导行为应在真正的“人的意义世界”中展开；校长要慎用权力、以德服人,重视道德领导的作用与价值；校长应成为学习型领导者,并自觉提升自身领导力；校长应具有“生活世界观”和多系统的变化观等。最后认为善治是校长德性领导的有效模式,在走向善治的过程中,要体现校长领导的法治性、道德性、民主性及有效性等。德性伦理对校长领导内在品质的提升、人文精神的凝练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德性伦理之于校长领导价值的真正实现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仅仅求助于个体道德水准的提高来促进或维系领导效能的提升及学校教育的有效发展是很困难的,还需要借助于外在规范的有效约束来实现,也即是进行制度的伦理设计。文章认为制度伦理是制度所赖以建立和存在的伦理基础,或者是制度中所蕴涵的伦理价值、道德原则以及对制度所做的伦理评价。校长领导的制度一方面要遵循人道、正义及制度自由的伦理原则；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程度、公共意志与公共利益的体现与满足程度、效率与效益的提升与协调程度以及教育公正的实现程度等价值评价标准。同时指出现代学校制度是校长领导制度伦理革新的有效模式,并对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涵、价值意义及实践探索情况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