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倡导的近代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桥梁。这场运动从激发条件看,是中西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撞击的产物;从背景上说,是民族危机和政治高压的结果,是反传统下政治革新和文学革新的化合。面对西学,近代学人并不是心甘情愿成为它的俘虏;在追寻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面对中与西、新与旧、个人与社会、艺术与功利诸方面的问题,他们必须作出艰难而痛苦的选择。尴尬是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的重要特征,只有清楚这一特征,才能清楚这场运动和政治革新的关系,清楚一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尴尬的生存状态。梁启超文学革命的尴尬包括三层含义:文学革命的推进与梁启超系列政治行动受挫的关系;革新实施中存在的理论矛盾和实践困境;梁启超对政治和文学发展局面的无奈。这三层含义主要通过三个阶段表现出来:一、戊戌变法前他对文学革新的尝试已露出一些矛盾的端倪。二、戊戌变法失败后政治环境恶化,梁启超将文学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的过分注重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的文学革命的两难表现在功利与艺术、传统与革新、情感与理性等方面。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营救光绪帝并通过他继续维新已遥遥无期,文学革命被再次强化,革新中觉世与传世、破坏与建设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小说,在推为文学极品的同时也成为了政治的祭品。这一阶段的尴尬,还表现在理论自身矛盾对梁氏创作实践的限制。三、依靠文学仍然无法实现政治理念,文学大潮也不依梁启超的预想而行,对此,梁氏愤恨而又无奈。尽管归国后梁启超已从文学革新中撤出,但这种无奈是其文学革命处境尴尬的印证。一次政治行动的挫败,往往是梁启超新一波文学革命的开始。他在文学革命中的尴尬,是社会转型时期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复杂心理的反映。他在文学、文化建设中的得与失,对如何引导当今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