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是沈从文写作生涯的末期,也是战争阴影密布的十年。这段时期的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沈从文的生活上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随西南联大南迁昆明八年,到战争结束复员北京。空间上的巨变、战争的影响带来了很多现实上的压力,当然也带来了更为困扰沈从文的精神压力。这段时间沈从文一直处于思想的彷徨时期,写作产量也逐渐减少,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没有形成集中的创作,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迹象。较之沈从文三十年代巨细靡遗的湘西世界的刻画,此时沈从文的写作更为关注人的心理状态、精神世界,其小说和散文中都出现了大量对人的内心意识的细致描绘。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说,此时他的创作开始追求一种“抽象的抒情”。抽象与具象的世界相对,用以表现对内心世界的关注;抽象又意味着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是沈从文精神负担的来源;有时抽象似乎也意味着某种能够使写作得到升华的理想......抽象的追求在沈从文的笔下意义繁多。笼统地说,抽象是对整个精神世界的探索,抽象的抒情则是在抒情的维度上尽力扩展其表达的空间,尽可能地容纳抽象的、精神的思考,将抒情和抽象最大限度地聚合起来。本文主要论述了抽象的抒情作为沈从文四十年代的写作探索,在其创作中的具体特征,从向内探索、抽象主题以及语言的探索三个方面具体展现出抽象的抒情在其写作中的表现。首先,向内探索意味着沈的目光聚焦于对内心世界的探索,自我的觉醒、内心意识的描绘、乃至意识流手法的运用都显示出其写作向内探索的特征。第二个方面是抽象主题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主题的思索意味着形而上的哲学性质的沉思。时间、孤独、爱欲等主题,个人化特征明显,但作者又不止于自身体验,而试图将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考融入其中。第三点是语言层面上的探索,一方面沈从文越来越追求语言的诗性,一方面他又在极致的追求中感受到语言的局限性。思想的危机、内心意识的流动都在语言的表达中存在,而语言本身却是有限度的,是无法达到极致的,语言上的苛求与无力预示着沈从文语言意识的革新。在对具体创作特征的了解的基础上,最后一章探索的终止将从写作处境、文学思维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着重论述沈从文的这种写作探索难以为继的原因。通过对沈从文的具体创作特征的阐释以及这种创作停止的内外因素的论述,本文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沈从文这一时期颇具实验性的写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