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显形的层面上看,建立社会主义集体话语是“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最终意图,但是,从人畜关系的角度对“十七年”合作化小说进行再解读,可以发现其在隐形层面上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首先,“十七年”合作化小说试图建构社会主义集体人畜伦理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家庭人畜伦理的巧妙征用。这样以来,新旧伦理在对立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共谋的关系,传统人畜伦理为新的人畜伦理的论证与动员提供了有利的资源。传统伦理向集体伦理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为此作家建构了生产关系转型后人畜关系的三种模式。其次,集体牲畜的描写实际上是“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传统自然书写的巧妙留存。牲畜在场的集体劳动场景的书写是牲畜书写的特殊或重要地带,劳动场景的诗意化书写使之具有了某种“风景”特质。作为自然生态的集体牲畜在这个意义上又和其主人一起恢复了主体性。作家们在集体的牲畜身上找到了传达“天人合一”思想的狭窄空间,实现了自然的生态书写。最后,“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的人与牲畜关系的书写成为人性书写的突破口。“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的人畜关系,一方面充满了日常生活意味,显示出其无限温情,另一方面,又因为是在集体生活劳动中建构的,因此又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了作者的集体主义精神确立的宏大愿景。在人畜关系的建构上,饲养员是最典型、理想的人物塑造。由此得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实现了传统话语与社会主义集体话语的双赢,人畜关系是搭建在它们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