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解严”(解除戒严)至今，台湾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思想和理论领域也发生了许许多多事件，产生了一系列或充满差异或迥然不同乃至对抗性的话语。本文试图返回到错综复杂的台湾当代理论场域，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话语、本土主义以及台湾社会独特的左翼论述的历史演变、复杂纠葛和种种问题作出较为深入的脉络化的和结构性的分析，指出“解严”后的理论思潮深刻地嵌入台湾当代的社会和政治思潮之中，形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张力和诸种分歧乃至冲突。当代台湾知识界引入各种理论资源对“何谓台湾”和“如何阐释台湾”这两个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充满歧义的观点和看法，这形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理论格局，也带来了理论的紧张和焦虑。解严以来，以国民党“威权统治”为抗争对象的“反对运动”已经进入终结的历史时期，这导致了思想的转折和人文思想界的分化。一方面以“本土论”和“台湾民族论”以及“国族”话语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浮出历史地表，并且形成强大的话语力量，逐步获得文化霸权的位置，一种大叙事被另一种大叙事所取代；另一方面反抗“新意识形态”的声音也浮出水面。本文尝试把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包括后现代与后殖民话语转换、后殖民论述在台湾的分歧、殖民现代性的幽灵、本土论的兴起与演变、传统左翼的困境与复苏、后现代与新左翼思潮的关系--都放置在这个结构和脉络中予以理解和考察。我们认为：“解严”后台湾理论界的种种分歧隐含着一种“阐释台湾”的紧张与焦虑，台湾知识界如果不能回返到历史、文化和政治以及人文价值的基本面，如果不能真正重构出一种有关秩序和正义的思想，这种理论的紧张和焦虑还将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