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人类发展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更高的健康水平不只是个人的追求,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流动人口作为我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状况引人关注:一方面,由于中国福利制度安排的属地性质,同时流动人口的户籍所在地与工作所在地存在差异,流动人口往往不被城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所接纳,这极大程度地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成本,同时降低了健康投资意愿;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使得农村输出“健康”的人力资源,而接收“不健康”的人口群体,考虑到农村与城市在健康投资之间的巨大差距,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问题理应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健康作为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收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流动人口收入也对其健康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为此,本研究拟就流动人口健康投资与其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展开详细论证,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回报及其群体差异的实证研究表明:“自家支付医疗费用”作为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替代指标时,实证结果并不显著。考虑到已有研究均认为健康投资对收入的影响存在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周均锻炼频繁”作为流动人口健康投资替代指标“自家支付医疗费用”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周均锻炼频繁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个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健康投资与其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由于流动人口存在群体差异,本研究还进一步讨论了流动人口健康投资收入效应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一方面,男性流动人口的周均锻炼频率能够显著地负向影响其收入水平,而女性流动人口的相关研究中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原因可能是在流动人口群体中,男性往往是家庭收入的主体,他们的健康关系到家庭收入的数量及其稳定性,因此从家庭健康投资分配优先序角度而言,男性较女性具有优越性。另一方面,新生代流动人口健康投资与其收入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则显著地负向影响其收入水平,其原因可能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往往健康状况尚好,平时并无对其健康进行投资的意愿,而老一代流动人口则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健康状况呈现生理性降低,因此有动机进行一定费用的健康投资以维持其在外务工所需要的基本健康状况。其次,流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研究表明,人均年收入对于流动人口的住院总费用的支出具有正向影响,对非住院医疗费用的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流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反馈效应的群体差异,包括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其中性别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男性流动人口人均年收入仅对其住院总费用和非住院其它费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人均年收入只对其非住院医疗费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进一步印证了家庭内部健康投资分配的性别不平等性。年龄差异的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人均年收入对住院总费用、非住院医疗费用和非住院其它费用均具有负向影响,但只有非住院医疗费用是显著的。而老一代流动人口人均年收入只对其住院总费用支出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而对非住院费用(包括医疗的和非医疗的)都不具有显著性影响。最后,考虑到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及其职业风险,“新农合”作为一种支持农村人口医疗保障的重要制度安排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着重考察了“新农合”对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意愿及其收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新农合”对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意愿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如并未将“新农合”制度的惠民利民的特性真正完全的发挥出来,流动人口作为农村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更好地发挥“新农合”惠民利民作用,就要求政策制定者们充分考虑到流动人口的户籍地与工作所在地分离、以及流动频繁的现实特征,真正意义上建立与流动人口健康投资需求相匹配的医疗保障制度。(2)“新农合”制度对流动人口收入增长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差异,但“新农合”制度确实能够发挥改善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减少其患病次数、提高其幸福指数的作用。本研究的可能创新点:一是定量评价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与收入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包括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和收入对健康投资的影响,有效规避了已有健康投资研究中单向因果分析可能存在的缺陷;二是在处理流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影响时,将健康投资视为流动人口的一种特殊消费,包括住院费用和非住院费用,而两种消费之间又相互影响,研究构建了流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反馈效应的联立方程模型,是一种规避单方程建模难以消除不同消费之间随机干扰的较好尝试;三是为清晰阐释“新农合”政策的具体作用,笔者首先运用交互效应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合”的政策效应,同时将“新农合”实施以来的具体效果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加以展现;四是从系统性视角来分析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及其收入对健康投资的影响,将流动人口健康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及其反馈效应引入联立方程模型中进行检验,并与原单方程结果进行比对,从而真正实现了从流动人口自身这个系统视角来分析这两个相互作用的问题,进而确保计量结果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