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了翻译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的联系上,于是“意识形态”、“赞助人”、“操纵”、“改写”等术语一跃成为研究者们热衷讨论的关键词。不可否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学研究摆脱了传统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桎梏,为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这种离心式的研究方法在拓展视野的同时,也在逐渐剥夺翻译研究的本体,使之沦为了文化学与社会学的附属学科。而在当前这种泛意识形态倾向的氛围中,翻译中的诗学研究也成了鲜有学者问津的“灰色地带”。鉴于此,本文将翻译研究的视角由外部因素移回到内部因素,从翻译与诗学的关联入手,通过文学翻译的个案研究探讨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诗学的对话现象,希望藉此引发更多学者对翻译研究中诗学这一本体因素的关注。本文以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余光中先生对海明威作品TheOld Man and the Sea的翻译为个案,分别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考察了“文学”译者余光中与“反文学”作者海明威在翻译过程中的对话。作者通过分析余光中与海明威各自的诗学观,发现二人的诗学主张各有异同：二人均强调语言表达的简洁凝练；在句式运用上,海明威以短句为主,偶尔穿插长句,.余光中则“以诗为文”,讲求句子长短交错,可谓殊途同归。但海明威行文力求通俗易懂,余光中则在作品中包融了较多的文言与典故,固然精简了字数,其语言却未完全口语化。整体观之,海明威作为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力求通过细节的真实展现生活的本质面貌,余光中的译作在重现海明威风格的同时也展露了诗人浪漫抒情的特质。在翻译The Old Man and the Sea时,余光中并未隐于海明威之后,也未喧宾夺主,过分彰显自己的“文学”主张,而是藉由翻译这个对话过程,通过词汇的文白相辅、句式的多元变换、印象与山水派画技的完满调和、力与美的水乳交融等手法将自己的诗学观与海明威的诗学观融为一体,使其译作呈现出“文学”与“反文学”两种原本截然相反的诗学观融合共生的特殊面貌。本文结合诗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对海明威和余光中的诗学观作了详细的对比,对两种诗学观在翻译中的对话作了详细的剖析,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余光中翻译思想和小说翻译实践之间的研究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