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粮食危机风波愈演愈烈,所以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粮食问题研究的范围涉及许多方面,对中国而言归根结底集中到两个方面,一个是粮食安全问题,另一个是粮食流通问题。自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在1995年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以来,大量的国内外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给予了强烈的关注。目前制约粮食生产能力的许多因素都表明未来我国粮食安全的保障存在着巨大的压力。粮食流通问题主要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自从1953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粮食流通体制到2004年我国政府宣布粮食流通领域的全面市场化,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目前仍然处在不断深入的推进过程中。解决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核心就是提升粮食流通效率、降低粮食流通成本,目前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差距就非常明显。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与粮食安全的保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首要目标就是提升运行效率,但在中国具体国情的环境下不能抛开粮食安全这个前提。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产量的供给保证,而且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粮食流通是连接粮食消费与粮食生产的关键环节,对粮食安全的保障起着直接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纵观建国后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与保障粮食安全就没有取得过真正的协调统一,两者之间更多的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对于我国而言,只有通过大力推进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才能以更合理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提升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我国已于2004年实现了粮食流通的完全市场化,但是这并不代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创新过程的结束,相反而是其过程不断深入的大好契机。粮食流通的全面市场化只是在长期的流通制度变迁过程中在宏观层面实现了粮食流通的正式制度创新,在微观制度层面例如交易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以及粮食流通体系层面的创新与发展还有相当的滞后性。目前不仅粮食流通体制自身的运行效率不高,而且对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的支持也非常有限。所以现阶段研究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论文根据研究的问题按照一定的逻辑思路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提出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关于粮食流通体制、粮食安全以及粮食流通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程度的相关文献。第二部分(第2章)：选取国际上有代表性的美国、日本和印度这三个国家,对其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和粮食流通体制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国外经验进行了总结,最后得出对中国的启示。第三部分(第3—4章)：从历史进程的角度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行全面的分析。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进程充满了反复与艰辛,它是保障粮食安全与提升粮食流通效率两者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由于粮食商品的特殊性以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存在“路径依赖”的特点,所以从其改革历史进程的角度进行分析对现在粮食流通体制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时间段是指从建国后自由粮食购销体制到2004年粮食流通实现全面市场化的整个过程。第四部分(第5—8章)：首先主要从总体层面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创新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在现阶段实现安全与效率的协调统一是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创新的综合性目标。从这一目标出发,第四部分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点,第一点是基于保障安全的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创新分析,主要从粮食流通提升中长期粮食安全保障程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第二点是基于提升效率的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创新分析,主要从粮食流通的体系层面出发对粮食市场体系、粮食企业与粮食加工业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研究。本文的创新点如下：1.提出以保持粮食价格体系动态稳定为前提的粮食流通保障中长期粮食安全的理论观点,并对此作了分析与论证。本文认为粮食安全即粮食供求趋于平衡的一种状态,市场化的调节手段在现阶段必然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首选。粮食流通在本质上可以认为是粮食产业链价值增值的过程。由于粮食产品的附加值很低,所以价格体系的动态稳定是粮食产业链稳定和粮食安全保障程度的重要表征。论文对我国粮食市场价格体系的整合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就如何提升粮食价格体系的动态稳定性作了分析与论证,揭示了流通保障中长期粮食安全的机理。本文认为粮食安全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在粮食流通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政府仍然对粮食安全负有首要责任。除了加大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外,更多的是采用粮食直补、产销区域对接、粮食储备等流通领域的间接市场调控手段。其实质也是为了增强粮食价格体系的动态稳定性,从而实现有效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目标。2.本文主要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基础和国家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国粮食流通制度变迁的强制性和渐进性。论文认为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供求的特点,必然决定了粮食流通制度变迁应当是由国家所主导的强制性变迁过程,这能够有效弥补粮食流通制度供给的不足,而且能够使改革后的粮食流通制度形成共有信念的维持系统。渐进性的特征表现在由于我国是典型的“增量”改革的模式,所以中国粮食流通制度的变迁实质上是“速变制度”与“滞变制度”两者相互协调的过程。最后本文依据“路径依赖”理论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粮食问题的认识和粮食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中国粮食流通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的水平和粮食流通制度变迁反复性的根本因素。3.本文在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创新总体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对粮食市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研究。论文指出粮食批发市场在粮食流通渠道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政策扶持和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提升和完善传统粮食批发市场各项功能的关键。粮食期货市场在粮食流通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当充分利用价格发现功能和套期保值功能引导粮农和厂商按需组织生产和流通,并在此基础上有效拓展原有的粮食流通渠道,同时积极运用期货的交割功能有效促进粮食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对接。目前国内对粮食零售市场的研究非常少,本文以成品粮的差异程度为前提,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出发对成品粮的差异化策略和粮食零售组织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4.从粮食流通制度与粮食流通体系两者相互作用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历史进程的特点,并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总结。本文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按照一定的特征标准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分析认为在贯穿整个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时间阶段内(主要在“双轨制”时期),政府试图实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提升粮食流通效率两者目标之间的协调统一。然而由于粮食流通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它们之间更多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相互协调统一的目标无法实现时,政府只能退而其次被迫选择政治意义更强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粮食政策的首要目标。在2004年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以后,效率目标的重要性逐步加强,同时安全也是不可动摇的根本目标。所以积极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加强现阶段基于安全与效率的粮食流通体制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数据取得方面的因素使得本文在部分章节中无法对研究的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定量分析。另外,由于粮食问题非常复杂,涉及的范围大,比如“三农问题”、未来粮食生产能力、生态环境的保护、实际粮食消费状况,乃至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国际粮食市场波动等诸多因素都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有重要影响。限于本人能力有限以及论文的篇幅,本文主要从安全和效率的视角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进行研究,由于隔离了前述重要的影响因素,降低了本文分析的全面性,这些缺陷以及不足有待在今后的继续研究中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