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战后脱胎于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印尼的国家政治建构之路任重而道远。在此过程中,伊斯兰因素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印尼国家内政建设、外交建设与国家身份建设皆有所影响。在国家内政建设方面,伊斯兰因素对印尼的决策层、机制层及市民社会皆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在决策层,伊斯兰因素于威权统治期间始终是用以制衡其他势力的工具,由稍有得势走向了消沉,后经极度镇压、控制与利用,政治活动空间变得极为有限。同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因素开始发生内部转型,逐步展示出更加温和的态势。在后苏哈托时代,伊斯兰因素的自主性虽得到极大提高,但终究难与世俗民族主义力量相匹敌,在政坛上仍处配角之位。在制度层,伊斯兰因素于苏加诺时期主要体现在宗教事务部的成立与运作中,它对印尼伊斯兰事务的统一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在苏哈托时期,国家对宗教实施全方位干预与严格管治,伊斯兰因素遂受制于政权政治走势的影响。后苏哈托时代,伊斯兰因素呈现出新趋势,不断走向自主与自觉。在市民社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与穆罕默迪亚协会两大伊斯兰社会组织于印尼独立初期就已相当活跃。在苏哈托时期,高压政策的实施压制了社会群体的政治诉求。苏哈托政权终结后,市民社会具有更大的自主性,社会组织的种类与数量也日渐繁多。在印尼外交建设方面,伊斯兰因素的形式意义一度大于实质作用。在建国早期,印尼曾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建立友好外交关系,改善了自身极为窘困的国际处境。然而,伊斯兰因素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未被纳入国家利益的考量。在苏哈托执政的前二十年,伊斯兰因素在其本就近乎停滞的外交走势中处于实质缺位状态。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苏哈托外交政策走向高调,伊斯兰因素在此处境下始有得势,但实质上仍难对外交政策真正发挥作用。新时期的民主化外交政策不再集权于精英,允许不同利益方参与国家对外政策的部分议程,伊斯兰社会力量亦得以对外交政策的规划与实施发挥影响。自民主外交以来,伊斯兰因素的角色发生了两次显著转变:第一次于民主转型伊始,伊斯兰因素的民族意识不断被唤醒,表现出愈强的民族自觉与关切,开始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第二次是自苏西洛上台以来,政府将伊斯兰视为有益的政治资本,积极推动宗教及文明对话,伊斯兰因素参与外交的途径逐步由向政府施压的间接方式走向主动辅助政府的直接方式。在国家身份建设方面,伊斯兰因素在其中处于最为显著且关键的位置。作为一个以穆斯林群体为主的非伊斯兰国家,印尼特殊的国家属性与特征决定了它“双重身份”的事实。建国初期,苏加诺提出“潘查希拉”,奠定了国家身份认同的根基。苏哈托执政以来,他将“潘查希拉”上升为印尼唯一正确的思想原则,以此来强行塑造伊斯兰因素及其他群体的国家身份认同。后苏哈托时期,“潘查希拉”被赋予民主、人权、多样化等新内涵,宗教与国家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伊斯兰因素开始逐渐走向国家身份认同自觉。同时,伊斯兰因素中的非主流势力也对印尼国家身份的建设带来挑战,助长了区域分离主义、宗教冲突等各类矛盾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