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鸦片战争之后,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变革,中国传统文化也随之受到强烈的冲击。一方面,西学随着列强的政治侵略如潮水般涌向中国,西学东渐逐渐兴盛起来。另一方面,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反孔、孟的文化政策,使江南文化繁盛之地沦落到“士子无书可读”的局面,中国封建统治思想文化遭受沉重的打击。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为振兴文教,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各地巡抚大臣大力兴建官书局,由此形成了中国版本学上著名的“局本”。江苏官书局设于此社会背景之下,是清末五大官书局之一,其存世时间之长、刻书种类数量之多居各大书局之首。江苏官书局由李鸿章设于苏州,在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期间加以扩大,并着力刊刻牧令书,以整顿吏治,恢复战后的社会秩序。江苏官书局在其人员组织、校勘、印刷及经费来源等方面均具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江苏官书局在职位设置方面:第一是设有提调总领书局的日常事务;第二是设总校来管理书局的校勘活动,设分校来校勘不同的书籍,以保证书籍的质量;第三是雇佣技术高超的写样、刻工、印刷工等工作人员从事具体书籍的印刷事宜。江苏官书局的刻书经费由江苏地方官员自行筹措,其来源主要为藩库拨款、厘金及售书收入。从同治四年(1865年)到民国三年(1914年),江苏书局在其存世的几十年间,刻书211种,涵盖经、史、子、集各类。坚持以经史为主,子集次之为其刻书原则,对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江苏书局刻书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在巡抚丁日昌的倡导下,大力刊刻牧令书以整顿吏治,并颁发下属各府县,作为官员提高自身专业素质的主要书籍;二是在刻印经史类图书的同时,对于江苏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刊刻极为重视,主要体现在对江苏地理、舆图、水利、史志等本省地域性书籍的编辑刻印上;三是在其刻书内容的选择方面,重视当代著作的出版,如刊印清著名学者编著的《碑传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清代学术的发展。此外,江苏官书局在合作刻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与金陵官书局、浙江官书局、湖北官书局、淮南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与南菁书局合刻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是中国清代出版史上一次盛举。江苏官书局刻书以校勘精确、印刷精良、价格低廉而著称,因此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江苏官书局刻书保存了大量的古籍文献,使许多珍本、孤本因此得以流传。在促进当地学术文化交流方面,江苏官书局集众多学者于一堂,相互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在很大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江苏官书局刻本具有很高的的地位,大多成为现今校勘整理古籍所要采用的主要参校本,有的甚至作为底本使用。江苏书局在售书的过程中编制的售书和修订书价的目录,可以作为今天售书目录的参考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