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在世界迅速形成发展浪潮,数字技术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力,也成为世界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在经济新常态之下,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也需要从粗放型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如今这个超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我国企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不确定性,仅仅依靠企业的规模、积累性资源将不足以保证企业的持续竞争力。而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正逐渐成为企业挖掘全新价值增长点、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新引擎。在这样的发展现状和发展需求背景下,本文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以资源基础观理论（Resource-Based View）为指导,通过梳理数字化对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关系以及数字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路径,进而为企业充分认识和利用自身资源,找到合适的转型路径并不断增强竞争力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建议。首先,根据资源基础观理论,从理论层面探讨了企业数字化水平这一异质性资源对于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并分别从成本和技术两方面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其次,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对于不同资源的划分以及对于企业自身能力的不断强调,本文将企业的资源划分为了基础型资源和能力型资源两大类,进而分析不同层次的资源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选取了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和产品复杂度（PCI指数）、出口附加值率（EDVAR）三个指标,从比较优势、产品复杂度、全球价值链三个维度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综合性度量;利用部门完全消耗系数近似替代产品层面的数字化水平,加权求和后得到企业的数字化水平的度量。然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同时固定时间和个体效应）探讨了企业数字化水平这一能力型资源对于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效应以及其他基础型资源对于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其次,利用中介效应模型,以企业服务化水平为中介变量,探究服务化水平是否为企业数字化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途径之一。最后,基于企业的不同贸易类型、不同区域、不同要素密集特征以及企业资源互补机制,进行了相应的异质性检验与拓展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通过指标的测度以及对比分析可以发现,（1）我国各制造业部门的数字化、服务化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且在2002-2012年间整体均呈上升趋势。（2）我国各省市的数字化、服务化水平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其中,内蒙、山东等资源依赖型省市的数字化、服务化水平较低;北京、重庆、江苏、上海等省市的服务化、数字化水平相对较高。（3）在国家层面上,2002-2012年间我国企业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具体体现在我国出口产品的PCI指数不断提升且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此外,企业EDVAR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一般贸易企业的EDVAR普遍大于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两种模式。通过实证检验结果可知,（1）企业数字化水平这一能力型资源对于企业的RCA指数和PCI指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数字化转型升级可能带来的企业成本效应以及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瓶颈等综合因素,数字化水平未能有效促进企业EDVAR的提升。（2）企业的基础型资源并不总是能有效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而言,企业的生产规模有助于RCA指数和EDVAR的提升,但并不能促进PCI指数的增强;企业从业年限的累积并不能为产品的竞争力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企业从业人数的增加若是不能转换为有效的生产力,也会因为成本的增加而导致EDVAR的减少……这些结果表明,对于企业而言,资源重在质量而不是数量,资源本身并不足以产生明显的绩效效益,而是要转化为独特的能力并与其他组织资源相结合后,才能够真正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3）服务化水平是中介变量,即服务化水平是企业数字化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途径之一。结果表明数字化通过提升企业服务化水平,促进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4）通过异质性分析可以发现,就不同的企业贸易类型而言,企业数字化水平对一般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正向影响显著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混合贸易企业;就不同区域而言,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数字化水平对于企业国际竞争力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对西部地区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东部地区的作用最小;就不同要素密集特征的企业而言,数字化水平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数字化水平没能有效提升该类企业的产品比较优势;在进行企业资源互补机制的异质性检验时,结果表明虽然企业的基础型资源并不总是能够提升其竞争力,但是企业总产值越高、从业年限越长、补贴收入越多,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竞争力的正向效应越强。这表明通过资源之间的互补与促进机制,能够更好地作用于企业的发展。综上,本文的研究与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水平与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关系以及影响路径,并从资源基础观理论的角度对企业的资源进行划分讨论,这为我国企业正确认识、整合利用自身资源,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启示,同时也为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提供了支撑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