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影响日益式微,现代道德教育如火如荼以致于矫枉过正,老问题没有解决好,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两种道德教育彼此交锋又相互交织,新老问题盘根错节、牵扯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工作者们做出了种种尝试,时下十分“热门”的交往理论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现代性话语背景下的“交往”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在对“完全”“纯粹”的追求下,“交往”被当作了万验灵药,具备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奇效力,立竿见影、百试不爽。这种认识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弊端,用它来审视和指导道德教育,在老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往往还会产生更多的新问题。本文旨在利用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当今中国道德教育中围绕“交往”而产生的诸多问题进行解读。 全文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介绍“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作为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的后现代主义,提出了“去中心”、“非理性”和“不确定”的基本理论主张,并体现出文化领域上的广袤性、理论体系上的零散性和历史时间上的交叠性的特点。对“后现代生活”与“后现代思想(考)”这两类后现代主义的划分是很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为我们审视、反思当今中国学校道德教育的困惑提供了一面镜子。尤其是从目前理论界关注较多的“交往”问题入手,对道德教育领域的困惑进行解析,这是很有意味的。 第二章依据“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对“交往”问题进行批判。当今中国道德教育领域,“交往”成为十分“热门”的话题,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主体”、“平等”、“理解”、“对话”等话题也屡见不鲜。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交往”问题中存在着诸多现代性造成的困惑。一方面,从理论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为教育者们预设了一个全能的先验性语言,创建了一种单纯明快的主体间性,虚构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