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蒙元婚姻制度变迁的考释，分析法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找寻促进社会与法律良性互动的历史经验，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部落时期蒙古人的婚姻制度。12-13世纪，“他们还没有现今存在于蒙古人中间的法律[札撒]”，但“相互遵守婚娶之俗[所规定的]礼则。”氏族外婚是当时蒙古婚姻制度的根本原则，为使两个氏族缔结的婚姻关系为社会所承认，按当时习俗形成了一套规章礼制即“约孙”。部落时期，蒙古人婚姻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妻制。“在游牧生活条件下，在有着宗主氏族存在的氏族制度下，在不断的袭击、掠夺和战争的情况下”，男子总是“被杀死或者被当作兄弟编入胜利者的部落；妇女则作为妻子，或者把她们同她们的尚存的子女一起收养”，一夫多妻制正是此种历史条件的产物。一夫多妻制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要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以“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因此蒙古的多妻制与蒙古的继承制度直接相关。部落时期，蒙古人有聘娶婚、抢掠婚、收继婚等三种婚姻形式。就聘娶婚而言，当时求亲、许亲、定亲都有一定的规矩；当时联姻还有吃“许婚筵”的习俗。基于族外婚的原则，为获得异族女子，部落战争双方也相互掠夺妻女，由此产生了掠夺婚。在财产与权力分配对婚姻制度的影响下，蒙古人中产生了“收继婚”。蒙古人的收继婚遵从如下原则：第一，平辈兄弟间可以收继；第二，只要是非亲生母亲，晚辈就可以娶长辈的妻妾，但长辈不能娶晚辈的妻妾。上述一切婚姻习俗，都是古代蒙古氏族父系家长制的表现，但在11-13世纪的蒙古社会也存在一些反映母权制残余的婚姻习俗，入赘婚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二部分论述大蒙古国时期的婚姻制度。随着国家政权的出现，“约孙”在统治集团的选择下分化了，其中一部分上升为习惯法，最终成为蒙古成文法——“札撒”。“札撒”主要指成吉思汗颁布的法令，但蒙古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习俗，有相当一部分也被写进了《大札撒》，藉此蒙古人仍坚持着传统婚姻制度中最核心的部分。首先，坚持族外婚的原则；其次坚持多妻制，多妻制下的家庭才又力、财产的分配和继承原则依然被执行。大蒙古国时期，蒙古人的婚姻形式也有了变化。此时抢婚已经与蒙古部落时期真刀真枪的抢人战争有了根本的不同，“抢掠”只是一种模拟的婚姻形式。商业的繁荣和财富的聚集也影响着聘娶婚，原本为实物形式的聘礼，迅速地变为货币形式，并且聘礼的金额有很大的增加。与财产继承密切相关的收继婚制度也还存在。第三部分论述元朝的婚姻制度，蒙古族的婚姻制度已如前述，本部分主要论述汉族的婚姻制度。蒙古人统治中原后，也在汉地推行“札撒”等蒙古法，而强行适用“札撒”不但未能在新征服地区恢复秩序，反而引发了“蒙古法”和“汉法”的冲突。为解决此冲突，忽必烈确立了元代婚姻立法的原则——“各从本俗法”。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颁行的《嫁娶聘财体例》和《婚姻礼制》确立了元代汉族的婚姻制度。元代，汉族施行一夫一妻制度；同姓不婚也是元朝婚律的重要内容；元朝法律对服内婚姻的禁令也十分严格。元朝，结婚的实质条件包括：15岁为女子初婚年龄；元政府在法律上承认和保护主婚人的主婚权；媒妁人是元朝法律直接的司法对象，为加强对媒妁人的管理元朝设立了官媒制度。结婚的形式条件包括：婚书，至元六年(1269年)，元政府颁令嫁娶写立婚书；下财纳聘，“下财”后才为定婚；符合《婚姻礼制》的礼仪程序。元朝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婚姻形式。元朝对汉族“收继婚”的态度有过反复，最终，形成了《元史·刑法志·户婚》中对收继婚全面禁止的规定；入赘婚是前代婚俗的继续，见于《大元通制条格》的入赘婚有养老、出舍、年限三种形式，入赘婚在礼制的适用上具有灵活性；元朝建立后，原来流行于宋代江南地区的典雇婚陋俗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驱奴买卖的刺激下，越来越常见。对这种陋俗，元朝政府是坚决禁止，但面对贫苦人家的实际困难，最终还是在坚持“夫妇乃人之大伦”的基础上，作出灵活处理。在元朝法律中，婚姻关系的终止有休与离两种方式：休妻是文夫单方面终止婚姻关系的权力；“离”可以由夫妻通过协商解除婚姻关系，也可以通过官府强行解除。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蒙元社会婚姻制度体现了尊重习俗的立法精神，保持了法与社会的有机联系，这无疑是积极的；但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元朝统治者不可能建立符合历史潮流，以习惯法为基础的婚姻制度，而在封建制度下，以“蒙古至上”原则为指导的习惯法只能体现习俗的保守性，阻碍婚姻法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