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受到股东、管理层、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经济利益影响。近年来,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企业内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公司特征等方面,很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外部大股东这一群体的治理作用。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这一治理机制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其拥有的证券市场更加成熟,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可以很好的发挥治理效用。但中国市场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证券市场制度尚不完善,同时我国公司股权结构呈现出高度集中甚至一股独大的特点,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这一治理机制在中国市场是否能有效发挥其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因此本文从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这一角度,研究其对公司的治理效用,探讨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是否能够减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旨在为我国的股权治理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见解。本文以2013年至2017年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原始样本,并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经过筛选与整理相关数据,借以研究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加入产权性质、内部高管持股和外部分析师关注三个要素,探讨对其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发现:(1)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可以有效的发挥治理效用,能够对企业管理层的自利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从而增加了企业投资效率。(2)考虑产权性质,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因素,导致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效用要小于非国有企业。(3)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越高,高管个人财富与企业价值联系更加紧密。当大股东退出时,高管个人利益受到股价波动的影响就会越大,从而使得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效用更加明显,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制约效果更大。因此,为了避免个人利益受到外部大股东退出的影响,管理层会采取更加有效的投资决策,增加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而提高股票价值。(4)本文还引入分析师关注这一企业外部变量,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通过增加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提高股票流动性,使得外部大股东退出行为变得更加可信,导致企业面临的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最终加强了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效用,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研究证实了在中国新兴市场中,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这一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丰富了股权治理的研究,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中国证券市场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