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京地区的东晋南朝大型墓葬中常有明器坐榻的出土。但以往各发掘简报对其命名并不一致,长期以来也未经详细梳理。因此,本文首先对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的明器坐榻进行认定、分类与分期,在此基础上探讨汉晋与南北朝时期坐榻形制的演变过程,进而对与之有关的墓葬等级及葬仪展开讨论,以加深我们对于坐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论文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葬所出明器坐榻进行逐一认定,进而对其进行分类与分期。第一节通过逐一甄别出土材料,确认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陶质与石质明器坐榻共13件。通过对出土明器坐榻的观察可知,以往发掘简报将其称为"案"或"祭台"的命名方式并不适宜。明器坐榻模仿了使用坐榻的形制而制作,显然不同于案与砖砌祭台。第二节对这批明器坐榻展开类型学研究,将其分为两型:A型为无围屏坐榻,B型为围屏坐榻。两型分别对应其形制变化的两期: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陈。此外,东晋时期的坐榻均以灰陶制作,南朝坐榻则均为石质。因此,若以制作材质作为分期依据,则以上明器坐榻同样可分为两期:东晋、南朝。虽然材质转变的原因尚未明确,但近年来江宁区赵家山南朝采石遗址的发掘工作,为了解石质坐榻的材质来源提供了线索。第二章在以上观察结果的基础上,探讨汉晋与南北朝时期坐榻形制发展的相关问题。第一节明确了东晋坐榻形制延续两汉传统,并指出汉墓壁画与画像石所示围屏坐榻的造型,实际上表现的应是将围屏直接置于榻面、或将屏风围于坐榻外侧的使用方式。将屏风围置于坐榻外侧时,还需配置相应的槽座以嵌入屏风。两汉至两晋时期,坐榻与围屏实际上作为两种家具配合使用,榻上立屏的坐榻形制尚未出现。第二节通过文献与遗物的考察可知,榻上围屏的坐榻新形制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同时围屏也演变成可折叠的多扇竖向屏风的形式。南京地区出土的南朝时期的围屏坐榻,是这一坐榻新形制的重要例证,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的漆木屏风则可视为多扇竖向屏风形制出现的先声。汉晋以来围屏与坐榻不断趋于一体的过程在南北朝时期得以完成。虽然围屏坐榻在南北朝时期成为坐榻的一种新形制,但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往往被忽视。北朝高足床榻的流行与游牧民族的活跃紧密相关,而南方坐榻并未出现高度增加的趋势,依然承袭两汉低型家具的传统而发展。北方高足床榻的流行与南方低矮坐榻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第三章对南京地区出土有明器坐榻的东晋南朝墓葬的观察可知,随葬有坐榻、案、凭几、帷帐座等明器家具的墓葬等级较高,其中等级最高的是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砖砌祭台与坐榻同样位于墓室前部用以承放随葬物,因而放置坐榻的墓葬中便不再另筑祭台,筑有祭台的墓葬也不随葬坐榻。墓中选择砖台还是以坐榻、案作祭台,也与墓主的身份有关。筑有砖砌祭台的墓葬,墓主也均非庶人,但身份跨度较广,且高低不一。第四章围绕坐榻在丧葬礼仪中如何发挥作用展开讨论。第一节探讨了墓中坐榻所承担的用作明器的功能。作为随葬于墓中的明器,坐榻及一系列家具的布置,使墓主生前的家居生活以及应享有的礼遇在其死后所处的墓室空间中得以延续。第二节从墓葬形制的演变过程出发,观察坐榻在祭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相对于东汉晚期,六朝砖室墓结构趋于简化,而墓中祭祀空间所占比重增大。墓中祭祀空间与床榻所在位置包含的重要意义,能够从儒家经典中所见凶礼中的方位观得到解释。作为展开祭祀活动的设施,床榻或砖砌祭台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与坐榻、砖砌祭台一同组合的凭几、案等器用,成为祭奠活动中象征墓主灵魂所在的物质载体。虽然墓主的遗体已入藏棺中,但墓主的形象如墓葬壁画所示,以坐榻凭几的姿态出现在生者的意识中,接受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