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国过去采取的是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低效率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牺牲环境和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让我国保持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造成了产能过剩,结构冗余的现象,同时也引发了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不再依赖过去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让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低效率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产业低级化,而产业低级化又严重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因此区域产业升级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途径。政府可以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个体和组织进行规制,使其污染环境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转化为企业的内部成本,从而引导企业对污染进行积极治理,从源头上对环境污染进行防治,同时促进企业对生产技术进行革新,继而带动区域产业升级。本文首先界定环境规制和区域产业升级的概念,阐述与这两者相关的理论假说,并对以往这两者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其次,在众多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环境规制以何种途径影响区域产业升级,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强度与区域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着基于技术创新水平的门槛效应。并且由于历史因素和地区经济差异,于不同地区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作用中所存在的技术创新门槛效应也可能有所不同。然后本文基于2010-201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西藏由于部分数据难以获得而未纳入研究范围）,以技术创新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全国进行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并且参考最新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分区域设定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并进行检验,以反映不同地区之间,环境规制强度影响区域产业升级的技术创新门槛效应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着基于技术创新水平的门槛效应;分区域来看,基于技术创新水平视角下,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升级的作用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但于西部地区而言,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升级的作用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此外,对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而言,在技术创新水平处于高级阶段时,环境规制能够显著地促进区域产业升级。最后基于本文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鼓励科技创新发展、实施差异化环境规制、完善环境规制法律体系与组合运用环境规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