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崩溃后,汇率变动产生的影响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大量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等途径,汇率波动会对经济产生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走出国门,而同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在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波动周期更为频繁,使我国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进一步增加。通过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产品价格和融资成本等,汇率变动不仅会影响我国直接涉及国际贸易和资本往来的公司的利润,同时也影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且,汇率变动会影响到国内几乎所有的公司,除了直接涉及了国际交易的公司,还会使那些仅仅涉及了国内交易的纯国内公司产生外汇风险暴露。于是,我国对管理外汇风险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我国外汇风险暴露状况近年来引起学者关注。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存在外汇风险暴露的原因,之后介绍了衡量外汇风险暴露的方法,并说明本文选择资本市场法的理由。然后,建立在Jorion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线性和非线性模型,使用2005年7月至2014年12月的月数据,按照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研究了我国行业层面的线性形式和非线性形式的外汇风险暴露状况。并且,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各行业如何受到汇率的影响,研究了人民币升贬值趋势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产生的非对称效应。此外,考虑到外汇风险暴露的时变性,以及金融危机前后我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本文结合我国汇率弹性变化的实际情况,将总样本期间划分为金融危机之前(2005年7月至2008年9月)和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10月至2014年12月)两个子样本期间进行分析比较。本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性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波动状况,凸显对外汇风险暴露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和外汇风险暴露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点明本文的研究方式和侧重点,并指明本文的不足。在第二部分,本文用理论说明存在外汇风险暴露的原因。首先解释外汇风险暴露的主流定义,并用传统的分类方式进行更详细的解释,即分为由折算风险、交易风险、经济风险和或有风险引起的外汇风险暴露。随后,详解汇率变化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本文通过马歇尔-勒纳条件、J曲线效应解释汇率对直接参与进出口贸易的公司的影响；而对没有直接参与进出口经常项目贸易的企业,则通过不可贸易品角度、上游市场角度和海外投资角度解释汇率变动对其未来现金流的影响。本文在第三部分建立了线性和非线性模型。首先详细介绍了外汇风险暴露的基础模型,比较分析现金流量法和资本市场法的优缺点,说明选择资本市场法的理由。随后,本文在仅衡量剩余外汇风险暴露的Jorion的基础上,构造了能够衡量所有外汇风险暴露的线性模型。由于汇率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可能为非线性形式,于是也构建了曲线式模型和两种非对称模型,并说明这三种模型的构建理由。本文在第四部分对数据选取进行了说明,解释每个因素所选择的指标和选择这些指标的理由。其中在时间选择上,除了划定总样本期间为2005年7月至2014年12月,还将时间分为2005年7月至2008年9月和2010年6月至2014年12月两个子样本期间,采用月数据。在行业股指的选择上,采用能够全面地反应我国各行业状况的沪深300行业股票指数；在汇率的选择上,将国际清算银行(BIS)颁布的具有公信力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作为贸易加权汇率。而第五部分则进行实证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检验了平稳性、多重共线性、自相关和异方差,得出实证结果并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在总样本期间,我国所有行业都具有显著的外汇风险暴露,并且该值显著为负。即,人民币升值,则行业价值下降。本文还发现非线性形式比线性形式更具有统计显著性,也更能捕获外汇风险,但是线性形式比非线性形式更具有经济显著性。此外,人民币升贬值不会对我国各行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的影响。但是,对于多数行业来说,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变化比小幅度变化对行业价值的影响更显著。另外,金融危机之后,外汇风险暴露更具有显著性,但是金融危机没有使汇率变化的非对称效应发生明显变化。第六部分则在前面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从行业角度,在总样本期间和金融危机前后的子样本期间,电信事业行业和公用事业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的统计显著水平和经济显著水平是所有行业最低的。一则是因为其多数为国有大型企业,二则是因为这两个行业中含有的我国主要进出口贸易品较少,因而具有较高的抗外汇风险的能力。从线性和非线性比较的角度,本文认为,在长期,如果汇率会对行业价值产生影响,则线性式的影响更大,但是非线性模型捕获外汇风险的能力强于线性模型,即线性的交易风险暴露影响较大而非线性的经济类风险暴露较为普遍。从非对称效应角度,由于即便面对同样的人民币升值,一个行业内各公司也可能做出相反的行为,所以在行业层面上没有体现人民币升贬值产生的非对称效应,但是我国多数行业对汇率大幅度变动比小幅度变动更敏感,因此存在汇率变动幅度大小不同产生的非对称效应。从金融危机的角度,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多数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都更加显著,并且小幅度汇率变化也会使能源行业、工业行业和原材料行业产生显著的外汇风险暴露,这与汇率波动弹性变大而这些行业进出口依赖程度较大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议。由于线性外汇风险暴露可以用线性外汇衍生产品进行消除,而非线性外汇风险暴露只能通过期权等非线性工具消除,于是本文联系我国外汇市场上已有的外汇衍生产品,对管理线性和非线性外汇风险从使用金融工具角度和公司经营管理角度进行简要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之处在于一下几点：首先,Jorion模型衡量的是剩余外汇风险暴露,即其宏观控制变量(市场组合收益率)承担了一部分外汇风险暴露,为了了解我国各个行业的所有的外汇风险暴露,本文按照主流方法将市场组合收益率作为宏观控制变量,但同时借鉴国外学者的方法剔除市了场组合的外汇风险暴露,发现我国外汇风险暴露的显著性明显大幅提高。这为衡量我国外汇风险暴露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同时也说明我国管理外汇风险的水平有上升空间。第二,由于线性模型不能捕获汇率变动产生的所有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了非线性模型,将其与线性模型的实证结果相结合,更加全方位地考察了汇率对我国各行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长时间内,虽然线性外汇风险具有经济显著性,非线性外汇风险暴露更具有统计显著性,能够捕获到更多的外汇风险。因此,可以按照使用者的不同需求来选择应用线性模型还是非线性模型。第三,考虑到公司可能因汇率变动方向的不同和幅度大小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应对措施,但是在行业层面上这些措施可能会相互抵销,因此本文检验了汇率变动对行业价值的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在行业层面上汇率变化方向不会产生非对称效应,但是当汇率大幅度变动时,大多数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显著性比小幅度变动时更高。第四,本文将总样本期间再细分为金融危机前后两个子样本期间,对我国各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的变化进行比较,既可以研究外汇风险暴露的时变性,还可以研究金融危机通过汇率渠道对我国各行业价值的影响。从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时间样本的长短对外汇风险暴露的显著性有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我国各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显著性有所提升,并且即便汇率小幅度地变化也会使进出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