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正处于渐进转轨过程中,特定的转轨过程与转轨方式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提出了特定的要求。本文根据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着眼于分析转轨经济下我国商业银行有哪些具体特征、转轨经济对货币政策有哪些具体要求以及商业银行的特征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有哪些影响,最终试图形成一些政策性建议。 银行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商业银行行为对货币供给数量和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先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商业银行的“棘轮效应”,认为不良资产、“存差”这些商业银行的特征都直接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密切相关。实证表明,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存在使市场化改革中的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发生了变异,相应使商业银行作为主要传导中介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和弱化。同时我们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出现的信贷结构性集中、信贷配给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结合理论模型,我们解释了现实状况:中央银行的利率和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政策行为对扩大银行信贷量失去了部分效率。信贷配给影响了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间变量的有效性。接着,我们对中国的十四家商业银行1995-2001 年经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商业银行从微观方面具有混业经营的动力。金融业务综合化会产生货币替代现象,导致货币增长减缓,以及利率水平下降。此外,金融业务综合化还会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促进利率政策的传导。其政策含义在于,主张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考虑金融业务综合化所带来的影响。 另外,我们还从宏观体系的层面来分析商业银行特征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我们用“结构——行为——绩效”(SCP)经典范式的部分内容来分析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银行行为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并以此分析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也通过结构化的市场集中率指标,对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进行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市场的垄断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效力减弱。我们还运用 Bordo-Jeanne 模型,比较了主动的货币政策与被动的货币政策,认为货币政策即使要考虑资产价格的因素,也应该是以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为中心环节来制定有关政策。商业银行的理性信贷无疑有利于金融监管的实施以及宏观金融的稳定,但却对货币政策的效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后,我们探讨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我们利用 Poole 模型对利率还是货币总量问题的进行了理论分析,货币政策的短期调整与长期变革是必要的,我们还结合国际经验,对我国实践中货币政策、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进行了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