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蔡邕的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主体部分共四章。 第一章论述蔡邕和东汉文坛的因缘，他对文人奇才的推荐奖掖和对奇书异文的欣赏认可。得到蔡邕推荐奖掖的文人奇才有边让、王粲，他们都富有才气和个性，代表了新的文坛风尚。在推荐奖掖文人奇才方面，蔡邕和孔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无论蔡邕、孔融本人，还是他们所推荐的边让、祢衡，最后的命运都很悲惨，全都招致杀身之祸。蔡邕对王粲的赏识，显示出和传统腐儒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胸襟目光，他所赠给王粲的图书，成为沾溉魏晋玄学重要人物王弼的精神营养。蔡邕对东汉中期文人王延寿、王充、赵晔的作品和著作非常欣赏，持认同态度，他们反映的是尚奇求异的文学思潮，体现出文学变革的特征，是魏晋文学的先声。蔡邕对同时代文人高彪的箴体作品大加赞扬，其原因在于这篇作品不是随声附和，而是具有独立的品格，是作者个性的投射。蔡邕既推举文学奇才，又欣赏奇文异书，这两者是一致的，奇文异书的作者往往本身就是文学奇才。 第二章把刘劭的《人物志》和蔡邕撰写的碑文加以比较，指出它们分别是人物品鉴的理论总结和文学显现，蔡邕的碑文和魏晋时期人物品鉴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二者一脉相承。刘劭和蔡邕都充分肯定人的美好禀赋和天性，注重的是才性，这也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只是在追溯才性的来源时，两人有同有异。在涉及到人的才性的表现时，两人或注重声调、目光，或注重骨相。刘劭、蔡邕都推崇人物的聪睿智慧、明达清朗之美，蔡邕对早熟型神童尤为欣赏。对于聪明和智慧的关系、怎样才算聪明和智慧，两人都给出了答案。他们在提到这个问题时，对于礼有亲近和疏远之别。刘劭是用传统哲学来解说人的聪明和智慧，蔡邕则是通过具体的物象加以显现。刘劭和蔡邕还对人物的中庸之德予以充分肯定，但强调其素淡和兼有多种美德。他们都是把素淡的中庸之德与人的自然天性等同，与先秦儒家学说存在很大差异。刘助和蔡邑强调人的多种美德兼于一身的重要性，虽然在具体表达过程中两人的观点似乎有矛盾，其实是立论的角度不同，没有根本的分歧。 第三章论述蔡邑兼有作家和琴师的双重身份及其相关的文学活动。蔡邑和琴的缘分很深，这种乐器既给他带来荣誉，同时也造成他的人生不幸和污点。蔡邑一方面把琴和现实政治相联系，同时又把它视为遣情娱兴的工具。蔡邑的琴艺传给阮璃，又由阮镭传给阮籍，弹琴成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蔡邑的琴艺显示的是作家艺术才能的多样化，人的丰富性的展开。蔡邑的《弹琴赋》是以琴师的目光观照这种表演，不再采用前代同类作品的固定模式，运用的是写实笔法、专门的音乐术语，对琴师动作的描写也很内行。他的这篇作品对魏晋文人有启示作用，开一代新风。蔡邑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琴曲定性，界定他的审美特征。琴曲歌词主要是四言和骚体，采用的是古老的诗歌形式，因此，对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不能片面强调它对五言诗生成的推动作用。琴曲歌词重在抒情，篇幅短小，这也是它和其他乐府诗的重要区别。蔡章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词，流露出对旧诗体的依恋。 第四章论述蔡邑扮演学者和才子双重角色而从事的文学实践。由于他的这种双重角色，使得他在题材和文体上定向选择，作品的表现对象有自然存在物，也有精神文化产品。他所选择的文体有辞赋，也有碑文、颂、赞等，必须兼有学者气和才子气才能胜任。他的作品穿行于才子风情和历史故实中间，有水乳交融型，有前后相承型。他的作品还徘徊在文化的中心和边缘之际，对传统思想和主流话语既趋近又疏远，各类作品呈现出不同的走势。这里涉及到他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有时注重现实功利目的，有时又有纯粹的审美观照。他的作品还兼有雅俗两种风格，亦庄亦滤，由此构成了他文学创作倾向的复杂性。 附录部分论述蔡邑的书法理论，揭示其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书法理论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