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投资是众多非金融企业在近年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下行风险积聚时的重要选择之一,而这使得过去几年间企业金融化现象抬头。一般认为企业“金融化”虽在短期内能够改善公司盈利状况、规避实体部门经济下滑风险,但是在金融杠杆的放大下,金融化的加深会使得市场风险激增,因此该现象的出现成为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的领域之一。相关部门通常希望以政策导向来实现调整,降低企业金融化的趋势,然而并非仅有经济政策本身对经济体能够产生影响,相关文献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同样对其产生作用。过去学者主要关注经济政策本身变动对公司整体投资决策的单向影响,鲜少关注经济政策的二阶矩——不确定性同公司金融投资行为作用关系,而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受到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情况更是如此,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向。此外本文还对不同公司异质性条件下(如股权性质、所在地区、融资约束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金融投资相互作用的差异等方面进行了探析,试图说明不同条件下公司投资决策行为的动机以及差异化现象。本文用以实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度量指标为Baker等编制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公司层面财务数据则来源于国泰安(CSMAR)以及万得(Wind)数据库,样本时间范围为2007年——2017年。本文通过构造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公司金融投资、金融-实体资产收益差以及实体资产相对风险四个指标相互影响关系。据此,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投资相互之间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时,企业会基于利润追逐和预防性储蓄两种动机进行金融投资;而当企业增加金融投资时,政策也会产生更强烈的波动,从而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2)从资产特质来看,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时,金融-实体资产的收益及实体资产相对风险的上升均能促进企业金融投资的上升;反过来,这两种因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有着抑制作用。(3)位于不同地区的企业其金融投资行为与经济政策不确定变动的相互作用程度有着一定的差别。相较而言,东部企业的金融化过程更能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中西部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行为则更容易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的影响。(4)公司股权性质的差异同样会对上述作用造成影响。具体来说,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上市公司金融化更能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同时这类企业也更容易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对其变化更加敏感。(5)对融资约束条件不同的公司比较发现,低融资约束公司金融投资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深,这就说明了在融资约束下,公司主要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金融投资行为。在检验部分,本文从格兰杰因果关系、变量重新构造计算方法、稳定性检验等方面对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相关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结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投资进行研究,针对金融与实体资产相关收益及风险情况,描述了各因素相互间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之前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