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理论界乃至实务界,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都一直备受关注。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特定盈余目的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充分可靠的信息披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这种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者识别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减少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一般来说,盈余管理没有超越会计准则的范围,适当的盈余管理并不是坏事,但是盈余管理可能隐含着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长期来看可能损害公司价值,会粉饰或模糊公司的真实业绩水平,使投资者难以通过“修饰”后的报告盈余做出有效的投资决策,不利于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因此,外部监管者需要制定信息披露政策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对管理层形成一种有力的外部约束和监督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保护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公句健康持续发展,最终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相关监管机构和部门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体系,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我国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总体上得到提高,但是仍然存在某些上市公司违规披露信息或降低信息透明度以配合其盈余管理的现象。因此,研究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并根据研究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将对提高信息透明度、遏制盈余管理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国外文献较为丰富,国内文献相对欠缺,且现有文献基本一致认为信息透明度与盈余管理具有负相关关系,即信息透明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文献主要从应计盈余管理的视角进行研究,而较少涉及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近年来,学者们研究发现,管理层在进行盈余管理时,除了操控应计项目外,还可能操控投资、筹资、经营等实际交易活动,而这种通过操控企业真实的交易活动(例如,异常降价促销、削减研发费用、过量生产)来达到盈余目的的盈余操控行为被学界称为真实盈余管理。相比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更难以被利益相关者识别,更具有隐蔽性,面临的审查风险和诉讼风险也更低。那么,在外部监管逐渐加强、资本市场和法律制度逐步健全的外部环境下,在信息披露政策逐渐改善、信息披露更加透明的情况下,管理层是否可能从实施应计盈余管理转而实施风险更小、隐蔽程度更高的真实盈余管理呢?抑或管理层又是否可能因外部监管压力而减少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从现有文献来看,较少涉及信息披露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尤其很少有文章从政策有效性方面进行考虑,从而引发了本文的研究,即以真实盈余管理为视角研究信息披露政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一般而言,会计上所谓政策属于公司范畴,并非外部宏观制度,而本文以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来衡量信息披露政策指标,因此本文的信息披露政策特指外部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的规范或制定的制度等。本文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从真实盈余管理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分析信息披露政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期丰富相关理论研究,同时提醒投资者关注和重视,并为相关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提供证据支持和政策建议。从内容来看,本文包括以下六章：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框架以及研究创新。第二章：文献综述。通过对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披露、盈余管理与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梳理和述评,发现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应计盈余管理的视角上,并较少考虑信息披露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引发了本文的研究,即信息披露政策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第三章：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首先对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等进行阐释和分析,然后对信息披露政策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概念进行概念界定,最后对信息披露政策如何影响真实盈余管理进行理论分析。第四章：研究设计。首先根据上一章的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即信息披露政策越完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并进一步探讨真实盈余管理动机以及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然后,将2009-2012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Roychowdhury(2006)模型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以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信息披露政策的替代指标,同时将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最后针对研究假设设计实证模型。第五章：实证结果及分析。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然后采用Pearson系数进行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初步判定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通过方差膨胀因子法检验回归模型是否具有多重共线性,接着通过stata11.0软件对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局限性及研究展望。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研究结论,并从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两大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指出本文的局限性,并对有关信息披露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进行未来展望。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通过全样本回归发现,信息披露政策对真实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对不同真实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对费用操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销售和生产操控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信息披露政策对抑制真实盈余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尚未发挥完全的作用。第二,本文根据真实盈余管理动机将样本企业分为微利企业和非微利企业,结果发现非微利企业显著影响了信息披露政策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第三,本文根据产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显著影响了信息披露政策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总之,信息披露政策对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于不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效果不同,而且真实盈余管理动机和产权性质能够显著影响信息披露政策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即信息披露政策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尚未得到完全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第一,以往有关信息披露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而近年来研究发现盈余管理方法还包括真实盈余管理,信息披露对不同盈余管理方法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因此本文从真实盈余管理这一新的视角出发研究信息披露对其的影响,具有研究视角上的创新,同时也拓展了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丰富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二,本文从产权性质这一新视角考察信息披露政策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这为理解我国资本市场中信息披露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三,根据信息披露对真实盈余管理三种操控方式的不同影响程度,分析信息披露政策的有效性,并且对信息披露政策未能完全发挥作用进行原因探讨。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监管机构重新审视已有的信息披露政策是否有助于约束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本文可能的不足之处有：第一,样本选择的局限性。由于受制于信息透明度指标的选择,本文仅将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没有考虑到上交所上市公司,也没有考虑到B股、H股、交叉股等上市公司,这可能导致本文的研究结论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所有上市公司的整体情况。第二,变量和模型设计的局限性。本文采用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衡量信息披露政策指标,虽然这个结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客观性,但在设置评价标准时难免存在主观性从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这个考评结果是否能完全替代信息披露政策指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