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明大碰撞的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制度逐渐解体,儒学走向衰落,中国面临着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和挑战,康有为积极求“变”,通过吸纳西方近代思想,对儒学进行改造和重构,以为晚清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其主要内容有：一是“纳儒入教”,开辟儒学宗教化的新路向。近代西方基督教的输入对儒学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衰落与西方的上升所造成的巨大文化反差,使当时的中国人不能不正视宗教这种文化模式及其特殊的社会作用。传统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儒学依附于传统的制度和权力,并通过它们发挥对社会的影响力,但一旦政权和制度遭遇危机,势必殃及儒学。随着清朝帝国逐渐衰败和瓦解,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儒学也被人们普遍怀疑。为保全和重振儒学,康有为模仿基督教,创立并倡导孔教,以宗教的形式重建儒学,为儒学的发展及作用的发挥寻求合适的形式。康有为“纳儒入教”开辟了儒学宗教化的新路向,当代大陆新儒家复兴“儒教”的主张,基本上承接了康有为的这一思路。二是“援西入儒”,使儒学的内容现代化。康有为“纳儒入教”主要是从形式上改变儒学,“援西入儒”则是通过融纳西方现代文明因子,使儒学的内容获得更新,从而使之现代化。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诠释经典的方法,将西方进化论、民主政治和人道主义思想等融入儒学的思想体系。康有为还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并且将发展科学与救国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尝试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儒学研究,但他对科学并不盲崇,而是认为科学与道德各有其作用和边界。三是构建大同社会,重建理想国。按照康有为的新“三世说”,大同社会是儒家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康有为以“仁”为起点和核心,以去苦求乐为目标,在对人世苦难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去除“九界”,构建一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大同社会。他在书中提出的去家、去国及建立世界政府等设想,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如果说任何一种圆满的思想都需要理想国的构建,康有为的《大同书》对儒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康有为的儒学之“变”,旨在应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他倡立孔教,是为保教；引进民主和科学的目的则为强国。对近代西方入侵对儒学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康有为都做出了回应：一是基督教入侵提出的儒学宗教性问题；其二是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输入需要传统政治儒学有新的发展；其三是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他以“孔教论”应对基督教的挑战；以“三世说”发展传统政治儒学,并重构富有儒家特色的乌托邦—大同社会；以“孔教”与“物质之学”(即科学)并举,来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康有为的这些回应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也影响了后来新儒学的发展。康有为的儒学变革并非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思想,而是立足传统,“守常”以“应变”：一、康有为一生以尊孔保教为职志,他的儒学变革,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其他思想进行融摄,目的是为了充实、完善、保存和发展儒学,使儒家思想更加适应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二、康有为的新儒学体系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构建的,其承接的是由先秦孔子创立,经汉代董仲舒、何休发扬光大,并由“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等复兴的政治儒学传统,是传统政治儒学的现代发展。三、在康有为的思想体系中,仁是一以贯之的核心范畴,它不仅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理想政治的道德基础和社会进化的动力,而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四、康有为的“天人合一”和“内圣外王”等思想,以及对人道人世的关注,都是对儒学传统的继承。由此可见,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并不是要抛弃儒家传统,而是立足于儒家传统,通过掘发公羊学的改制“精义”和“三世说”,拓展儒学的包容性,将西方思想融入其儒学思想体系。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是为应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同时也为回应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战,是儒学现代转型的结果。本文从儒学转型的视角对现代新儒家的内涵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学术界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界定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囿于传统儒家道统论,将新儒家的界定局限于宋明理学(主要是心性儒学)一脉,而将其他形态的儒学思想排除在外；二是将现代新儒家定位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而以“五四”为界线划分新旧儒家,将五四之前的康有为等对西学有反思的儒者排除在外。为此,笔者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进行修正,并从“守常”与“应变”两个方面来论证康有为的儒学既符合“现代新儒家”之“新”,也符合“现代新儒家”之“旧”,康有为实乃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提出的儒学变革思路及其“守常”与“应变”,对于现当代新儒学的发展仍然具有启示。以康有为为现代儒学的开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是可以进一步明确现代新儒学的使命；二是有助于儒学研究面向中国问题；三是有助于现代儒学的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