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全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莫过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大多数国家致力于推动自身工业化的步伐而忽视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性。罗马俱乐部的成员前驱行地意识到地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将阻碍经济增长,并认为避免未来出现灾难性生态问题的唯一途径是保持经济的零增长,从而将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使用之间的长期关系推到世人面前。但尽管某些发达国家开始对保护环境有所行动,但就全世界范围而言,并未采取统一的积极行动。这种情况改变于1972年人类环境联合国大会的召开及联合国环境署(UNEP)的诞生,会议确立了人类行为和责任的多项原则以作为人类未来行为的共同基础,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从那时起一跃而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下简称EKC)假说的提出是对增长的极限做出的重要解释,源于增长的矛盾和相关的政策。EKC假说认为,尽管一国人均收入的上升或财富的增长可能引起环境的退化,但经济增长可能成为环境改善的前提条件,即经济增长最终会给环境带来极大的益处。但EKC假说始终伴随着各种质疑的声音。即使发达国家的EKC是成立的,不发达国家在转型时期是否可以延续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发展路径?不发达国家的高额污染成本是否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不发达国家在不加限制的全球化过程中是否必然接受发达国家以贸易和技术渗透形式带来更高的全球化污染?中国作为不发达国家,如何才能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的解读和阐释。本文首先结合全世界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背景对中国经济三十年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的压力进行了解构,从空气、水和能源使用的不同角度综合分析了中国的环境现状和环境退化。继而我们分别从治理资本、经济转型和技术进步等不同要素对EKC的形成进行了理论研究梳理,对不同类别的污染物进行了实证研究梳理。这些既有研究对于解决我国环境退化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是也存在许多的争议。本文列举归类并分解性地分析了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对EKC的批评与争议,以便帮助我们校正EKC研究中的方向性并提供解释因素的新兴思路。在考虑封闭经济环境时,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来考察一国的内生经济转型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一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环境质量是否将得到改善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效用的关心程度。人们越关心未来的福利,则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就越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当人们对未来的偏好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最终进入内生的持续增长状态,消费和资本获得持续增长并伴随着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对模型的转型动态学分析发现,在给定技术进步和治污技术的条件下,如果初始状态下的环境质量低于社会最优水平,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矫正转型动态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状况,使得环境质量得到不断的改善从而EKC假说成立。模型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的环境治理费用可以由通过对企业征收污染税和对消费者征收消费税来获得,适当的税收结构可以解决污染带来的外部性,使经济运行在社会最优的路径上。本文采用了我国从2000年到2006年的废水排放和SO2排放的省级数据对中国的EKC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这两种污染物都能证实EKC的存在,但废水指标的显著性不强意味着影响污染的排放数量和排放趋势变化的因素并不能够仅仅依靠人均收入这一种变量来解释。同时期治污费用和GDP总水平的变化趋势表明,回归分析还应该考虑开放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因素。此外,我国的各项污染排放仍然处于EKC的上升阶段,远远未达到拐点。人均污染物测度的转折点比总污染物的转折点水平推迟很久出现与地区特征和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有密切关联。结合封闭经济下的模型和实证结论,我们认为仅仅考虑封闭经济环境下一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并不足以解释不发达国家同时遭遇的增长和污染双重压力,因此我们既而考虑了开放经济、技术进步和EKC之间的关系,并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验证。“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发达国家通过从不发达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而转嫁了本国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客观上使发达国家的污染状况得到了改善。我们通过构建经济转型的模型,发现开放经济和技术进步将导致不发达国家的EKC发生三种不同形状的变化,当国内储蓄率和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足够高时,经济即使处于相当低的初始资本积累水平,也能够通过从物质资本积累向人力资本积累的转型过程达到持续的增长,这一过程中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水平出现了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过程。模型表明,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发达国家在发展后期对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环境控制,将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开放的环境将通过影响污染品的相对价格和技术水平使不发达国家需要达到远远更高的收入水平才能导致环境质量发生转变,极大地推迟了不发达国家EKC的转变过程。我们编制了工业和总体的环境污染指数以衡量该地区的污染一般水平,并通过对中国1997-2007年各省份的工业和生活废水、SO2、烟尘和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水平与地区哑变量、人均收入、出口份额、专利授权数、外国实际直接投资额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等不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承担了发达国家的污染成本导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推迟出现,出口极大地影响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增加而专利数量代表的技术进步更倾向于通过改变消费结构而非生产结构来达到改善生活污染的目的。此外,环境污染在我国显示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根据人类发展指数的分类,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地区不一定比低人类发展指数的地区具有更好的环境状况。原因在于,虽然高人类发展指数意味着该地区对环境污染更为关切,从而减少容易控制的污染,如二氧化硫、烟尘等,但是并不能较少不容易控制的污染,如废水；同时,高人类发展指数还意味着高人均收入水平和高消费水平,高消费必然造成严重同时又难易控制污染,使得高人为发展指数的地区具有更高的污染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目的从实质上说是为了扩大人类的自由,因此,要对经济增长做出评价就不能不思考人们所拥有的生活和享受的实际自由。人类发展指数是联合国人类发展署(UNDP)用以监控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水平的有效方法,其具体内容包括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维度的指标。环境污染带来了深刻的人类第水平发展陷阱,导致人类缺乏应对风险的能力、损失实物资本和发展机会,使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隐性成本迅速增加。为了更合理地测算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将环境因素编制到人类发展指数中,形成环境敏感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EHDI),并且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各省市进行了具有不同人类发展特征的地区分类和分析,在对分类进行处理后将其作为上一部分实证检验中地区哑变量的重要依据。通过对EHDI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各个省市的环境敏感人类发展过程并不均衡,除了收入水平之外,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环境因素差距上,不注重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地区则面临着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人们健康的损失、贫困的恶化以及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流失等严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