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增长模式重塑,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起不断下落。中国的高速增长植根于经济的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的发挥也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大规模工业化驱动了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城市化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变舞台的主角。在这一经济结构大转变中,本文基于产业结构变迁,环境规制趋严和经济集聚加深的“三期叠加”视角。发现当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变期,产业结构正在完成新一轮变迁。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发现中国经济当前新的发展目标,即成功完成产业结构变迁。但让本文关注的两个事实是,环境规制的不断趋严和经济集聚的不断加深。环境规制趋严源于环境要素的大量消耗和家庭收入上升带来的环境需求上升。鉴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政府干预加强环境规制成为客观发展的趋势。经济集聚趋严则源于要素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也就是集聚经济,工业化起飞打破了原有分散的小农经济,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促使要素集中并不断自我加强,在城市化主导经济结构转变的阶段的大背景下,这一趋势会继续,集聚力度甚至会更强,因为除了前述所说的生产一侧的规模经济外,在需求一侧,公共物品和某些服务和消费的不可分性也会促使要素集中。那么,厘清环境规制、经济集聚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无疑具备了理论和现实的意义。本文运用城市层面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经济集聚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并基于地理特征,分区域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和经济集聚均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但这一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在东部、中部和南方地区,二者通过调整价格信号,确实起到了引导要素配置的作用,但在西部和北方地区,这一效应似乎失灵;（2）中国当前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二重性”问题,三次产业并未表现出足够高的生产效率,由于三次产业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依然低于二次产业,因而无论是环境规制还是经济集聚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3）中国北方和西部地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似乎并不是市场,无论是环境规制,还是经济集聚,在这两个地区对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均未起到作用。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发挥环境规制作为政策工具的作用;（2）提高经济集聚度,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集聚经济效应;（3）适当放慢“结构服务化”的速度;（4）改变北方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