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正深度参与市场经济。在企业集团中,集团公司通过全资、控股、参股等各种股权关系向下派生子公司、孙公司,并牵头带动企业集团的各经济活动,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联合经济体。组织规模的扩大能帮助企业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减缓融资约束,但企业集团在组织人事、业务往来、资金融通等方面的复杂性也加速了信用风险在集团内部传递的过程。近年来,众多知名企业集团陆续被爆出重大信用风险,与单一企业相比对市场造成更为严重和广泛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整体信用环境处于边际收缩的状态下,需要格外关注企业集团内部信用风险传染的问题。本文以近年明显发生信用风险的海航集团作为研究对象,集中探讨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发生机制、传染路径以及如何实现集团信用风险传染的有效防控。首先,本文从扩张战略下的盈利能力不足与巨额债务背负这两个角度展开详尽分析,揭示信用危机爆发前海航集团的脆弱性,再辅之以外部融资环境的恶化作为催化剂,激活集团信用风险。其次,本文探索了海航集团信用风险的传染路径,研究表明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的主要途径有:（1）由关联购销、关联担保、关联资金拆借等引起的直接接触传染路径;（2）集团内部复杂的股权结构安排引起的垂直接触传染路径;（3）外部利空信息扩散驱动投资者用脚投票、债权人融资政策收紧等引起的间接接触传染路径。接着,本文利用KMV模型对海航集团旗下主要八家上市公司进行信用风险测算,结果表明海航集团信用风险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16年之后信用风险更是大幅攀升;多家上市公司违约距离变化趋势趋同,且主要分布在以海航控股为中心的上下游产业链中和以海航科技为中心的资金拆借中,印证了前文的定性分析结论。然后,本文在单一企业预警指标的基础上考虑集团化经营特征,同时引入KMV违约距离,设计了定性评价指导下的框架模型,测算结果符合海航集团实际情况,且能与KMV模型相互印证,说明了模型的适用性。最后,本文针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演化过程,建立了相应的防控机制:（1）在防范集团信用风险发生方面,要建立完善预警体系,并对影响集团信用风险的重要领域——投资、筹资、现金流重点加以把控;（2）在防范集团信用风险传染方面,应将各种关联网络的密度、强度进行调节,优化网络关系,减少依托关联链条的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