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劝农传统。明代继宋元而立,在劝农政策与制度设计上延续了前代劝农的一些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因时制宜的发展。在文献整理与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对明代劝农官职、劝农仪式以及明代国家具体的劝课政策进行考察,旨在描述明代国家劝农的完整图景,进而对其思想内涵、特点及作用影响进行综合评价,以总结明代国家劝农的经验及其对当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在劝农官职的设置上,明代并未摆脱中国农官制度“人尽农官”的倾向。从中央到地方,劝农职责呈现出“弥散化”的现象。明代一度效仿宋元制度,尝试在地方设置专门的治农官与劝农官,并将劝农官职的设置具体到县一级。但明代劝农官的设置始终伴随着大量争议,地方劝农官的设置几兴几废,呈现出一种此起彼伏的变化。这表现出明代国家设官劝农在现实需要与自身局限中陷入的困境。在劝农仪式的制定与实践上,明代恢复了宋朝皇帝亲耕的传统,明太祖与明世宗尝试使亲耕礼成为每年定制,后者一度恢复亲蚕礼古制,但这些强化劝农仪式劝课功能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明代籍田礼多数仍只在新帝继位后执行,其政治功能逐渐压倒其原有的劝农功能。在具体的劝课政策与办法上,明代根据劝课对象的不同采取有所差异的劝课政策与办法。入籍良民是明代劝课的主要对象。对这部分劳动者的劝课要求与劝课办法都比较丰富,前者包括要求其守土务本、不误农时、栽种不同经济作物等,后者通过皇帝观农、轻傜薄赋、借给农资、解决土地问题等激励办法,以及官员巡游、耆老劝课等督促办法,保证其农业生产积极性。除此之外,明代还十分重视对流民、屯军等社会群体的劝课。对流明的劝课往往因事因地制宜,更有针对性,劝课力度也较大。对屯军的劝课主要依靠军屯管理制度,以行政督促为主,自成系统。明代国家劝农具有农本、民生与教化的丰富思想内涵,表现出宽严相济以及地方劝农规范、强化的特点。虽然明代国家劝农在制度化的努力上遭遇了失败,但其在促进农业生产、社会教化、宣示政治权威等方面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国家劝农具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体现了劝农作为封建国家治国策略所具有的多种功能,同时说明了明代国家治理中遇到的困境与取舍,以及为夯实其统治基础而在方法策略上的无所不用其极。明代国家劝农的经验对当代中国重建重农文化、推广农业技术以及建立现代劝农机制有着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