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处于中华“三千未有之变局”,是中国古今裂变的发生期。清朝由康乾盛世一路走来,其内部本身已经问题丛丛,偏在此时又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使得清王朝首先在财政上举步维艰,并由此逐渐诱发了一系列统治危机。但此时的危机已不同于传统的王朝危机,由于西方文化的挑战,可以说整个传统“天下”文化共同体都面临着存亡危机。面对这样的危险局面,清政府与传统的绅士精英群体都在以自己方式拯救着这个王朝和“天下”,并在这救亡的过程中,兴起了重商主义与绅、商合流的趋势。于救亡中崛起的绅商群体,带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融合了来自于西方的先进理念——民族观,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基于救亡图存政治意识的民族意识。以往的多数研究要么没有对绅商群体的“以绅为领”这个特征引起足够重视,只是对其简单概括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诞生的雏形,而忽略了这个群体的传统继承性；要么就是没能准确概括出其民族意识的本质内涵,没有仔细考察绅商群体的民族意识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其政治活动中的民族意识影响估计不够,而这正是由于没能真正把握其民族意识本质所致。本文努力在这些方面做些尝试与突破。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该问题。其一,以绅商形成的背景原因来分析其民族意识的本质。该部分,本文特别选择从财政史的观察角度出发,解释晚清政府的重商倾向实质上来自于现实巨大的财政压力,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对于绅商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绅商群体为何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关系的原因。同时又以重商主义为背景,阐明了绅商群体“以绅为领”的实质。并继续推论,士人强烈的“经世”文化是绅商群体民族意识形成的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从西方舶来的民族观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其本质就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政治意识。其二,结合绅商民族意识内涵与其传统士人文化,分析其政治参与中的内在逻辑演变,并讨论绅商群体这个特殊阶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最终政治命运。清王朝的吏治腐败等一系列源于传统农耕王朝的制度弊端,注定了这套政治制度不能适应近代工商业社会的发展。因此得出,在民族救亡意识指导下的绅商政治参与最终会导向清王朝传统政治制度本身,但恰恰又是士绅阶层原本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在绅商的救亡与传统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张力,而对于这个张力的处理,无论如何都必将决定这个群体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