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的持续转移，我国务农人口老龄化、兼业化程度不断加大，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与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间的矛盾加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为提高农民职业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是破解“谁来种地”困境的关键对策，对提高农民主体意识、促进农村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与实践经验，明确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经济主体，并对其在培育中的行为表现展开分析，最终在经济主体行为协调相融的基础上对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对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率，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全面开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本文以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率，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为研究目的，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经济学内涵、性质以及培育中的经济主体进行科学界定，以理性经济人行为理论、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参与式发展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及博弈论为基础，运用在全国范围内发放的1216份新型职业农民调查问卷及84220份河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摸底调查等数据资料，结合文件材料分析与地区模式总结，采用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应用理性层次分析、多分类从业选择模型分析、利益机制分析、政府职能分析等研究手段，围绕培育对象、企业与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行为逻辑、行为方式、行为路径等内容展开论述和评价。最终通过对培育对象、企业与政府三大经济主体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行为关系和作用协同的分析研究，得出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启示与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结论重点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以农民的理性层次分析为基础，按需求分析了培育对象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行为意愿，明确了其对获得产业化与职业化发展能力的客观要求与经济理性的行为准则，进而分析了培育对象在不同职业类别间的从业结构差异及其从业选择的微观影响因素，得出不同特征状态下的培育对象会体现出差别化从业意愿的基本结论。　　二是分析了企业与新型职业农民间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研究得出企业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教育培训、就业保障与发展扶持等行为的核心动机是对自身利益的根本追求，并且在不同的关系条件下，企业与培育对象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决定了企业利益实现的不同路径。　　三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系统性与正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基础作用和主导作用，通过研究并评价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规范设计、教育培训、认定管理与政策扶持行为，提出了政府行为的规范性路径，明确了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扮演着教育培训资源供给者和整合者、培育质量监督者和公共服务供给者的系列角色。　　四是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培育对象、企业与政府的行为趋向分别表现为个人效用最大化、组织利润最大化及社会福利最大化，最终通过三者的合作博弈得出在各经济主体的重点行为方向，即企业投资新型职业农民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政府投资新型职业农民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和职业化发展能力，并且由政府对企业和培育对象予以扶持与激励，如此才能实现主体收益均衡和培育效率优化。　　五是为协调供需均衡，提高培育效率，应以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为核心，依据培育对象的现实需求，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内容体系;依据培育主体的供给目标，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方式方法。在以上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发展扶持措施，针对不同职业类型、从业特征、发展阶段的培育对象群体，协调选择差异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　　本研究的创新点有三:　　一是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经济主体行为为主要研究内容，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看做一项经济活动，并明确了参与其中的个人（培育对象）、企业与政府三大经济主体，并将政府的行政管理与扶持服务职能内生于经济活动系统，从经济学角度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经济主体行为与相关问题展开系统了研究。　　二是通过案例实证与理论分析，明确了企业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培育效率改进的必要性作用和对利益追求的必然性动机，并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企业与培育对象在培育中形成的利益联结机制，明确了企业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优势作用。　　三是运用博弈论分析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培育对象、企业与政府行为间的合作博弈关系，得出了相应的均衡解条件，明确了均衡收益下各经济主体的培育参与条件与重点行为方向，提出了不同职业类型、不同从业特征、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