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企业重要的财务决策，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也关乎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健运行，是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部分行业和企业则出现了因盲目扩张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亏损破产，引起理论和实务界对过度投资的高度关注。伴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和银监会监管的加强，我国银行的商业性和独立性得到增强，以及我国差异化的金融发展背景，都为本文在新时期研究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的相机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本文以我国2009~2011年的沪、深两市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借鉴Richardson（2006）模型对过度投资进行有效度量，研究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企业重要的债务融资来源——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并考虑不同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分析金融发展对银行借款发挥抑制作用的影响。通过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利用抵押资产比例进行稳健性验证后，得出了以下结论：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自由现金流越充足，经理越容易发生过度投资；银行借款和自由现金流的交叉项与过度投资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银行借款能够抑制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将微观层面的债务治理和宏观层面的金融发展相结合，探讨金融发展这一制度环境通过银行借款实现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丰富了银行借款相机治理的相关的成果，为完善企业外部制度环境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同时，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强化董事会纽带功能，从公司内部加强对经理的监督和约束；建立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形成市场化竞争以减少经理运用自由现金流进行非效率投资；继续深化银行业改革，带动金融体制改革，实现银行业市场化竞争和信贷资金的优化配置；完善相关制度环境，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控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