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文在六朝文学中蔚然大宗,尤其魏晋玄言名理类论说文作为个中翘楚,备受历代学者青睐。学界对论说文与主流文体(如赋体、书信体、传注等)的互渗已有充分研究,而对一些看似与论说毫无关联的文体(如俳谐、赞体、颂体、铭体、箴体等)缺乏关注。本文即对以上几种文体的创作历史、时代背景、文化思潮、文体特点及功能等进行立体考察,力图理清论说与俳谐、赞体、颂体、铭体、箴体间发生互渗的原因、方式、表现与影响,尽可能地还原论说文从产生至发展,再到成熟及衍变的完整生命历程。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俳谐体与论说文的互渗研究。自汉末至魏晋之际,“俳谐”与“清谈”在语义上的通用为二者的互渗构建了渠道。二体互渗下形成的“俳谐体论说文”独具特色,在说理的同时合理掺入俳谐色彩,使得冷静的理性风格与适度的喜剧色彩形成对比,加强了文章主旨的张力。第二部分是赞体、颂体与论说文的互渗研究。赞体的文体功能本是辅助说明,但在论说文的影响下形成的“史述赞”(“论赞”、“评”)借助说理评判历史,充分彰显了作者的评论意识。此外,六朝之际兴起的人物赞亦受人物论的影响。颂体与论说的互渗主要体现为一系列讲论玄言佛理的作品的出现,它们富有逻辑性和理性色彩,显然与颂之正体迥异。第三部分是铭体、箴体与论说文的互渗研究。铭体作为实用性极强的文体,在与论说互渗的过程中逐渐脱离实际物品,可用于讲论玄言、佛理与人生道理,它不再只是传达道德与价值判断的工具,也成为了抽象思维的载体。箴体在与论说互渗的过程中也有新变:第一,六朝箴文篇幅大幅增长;第二,观点之细密使得六朝箴文呈现出委婉切要的风格;第三,部分私箴的诫告性有所削弱,大多成为宣扬某种观点或道理的载体。关于一些篇幅不足以成章、但仍有意义的发现,如议体、吊文与论说间的互渗,这一部分将放入余论中进行探讨。此外,论说文的互渗现象并未止步于六朝之际,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唐宋,也一并放入余论中进行简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