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大国,却不是农业强国。农业的落后不仅仅在于资本、技术、劳动力上,而最根本的则是制度。土地制度是农业经济制度的基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一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体现了制度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研究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经典选题。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因、绩效,很多可以通过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得到解释。创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解释制度和检查其结果的新的视角。本文在介绍制度、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回顾了旧中国与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并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做出了分析。在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时,把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作为重点,主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绩效。持续二十年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年均1个百分点的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年均1个百分点的城镇人口比例的增加,向世人充分展现了由制度变迁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第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使农民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的民主意识、法律观念、商品意识、市场意识、效益意识、科学种田等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加快了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化的过程。第三,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制度变迁理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实践表明,制度变迁可以使每个经济当事人的利益或大或小都有所增加,因而“帕累托改进”是可以实现的。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因是客观条件变化产生的外部利润。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源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当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后,就会产生外部利润,而这种外部利润并不能在现行土地制度安排下获取,因此,对经济当事人而言,要想获取这种外部利润,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实现土地制度的变迁和创新。第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性。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次变迁既是对前一个时期土地制度的继承,又是对前一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否定。在设计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方案时就不能不考虑到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作用,如果离开我国特定的历史,抛开路径依赖,势必遭到土地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抵抗。第三,我国农村农业生产的最佳组织形式是农业家庭经营。家庭经营不仅是我国农业的实践总结和历史选择,也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特点本身的内在要求,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符合社会历史潮流的。从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回顾与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受以下因素制约: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第二,我国农村所特有的人地关系。第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都是利益诱致的结果,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进行考察,确实有外部利润存在于现行土地制度安排之外,而且数额巨大,这些巨大的外部利润的存在都意味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具有广阔的前景。文中从以下四点对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设计:第一,坚持集体所有权,把使用权真正交给农民;第二,坚持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第三,稳定承包权,建立有效的使用权流转机制;第四,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解决家庭经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对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