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国际政治领袖竞相开通社交媒体账号,积极运用新技术展开国事外交与公共外交,拓展网络影响力。政治领袖作为国家代表,其网络关注与信息传递不仅代表个人行为与偏好,更是出于国家关系与国际影响力的考量。因此,政治领袖在社交网络平台中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与信息互动网络也反映着国家间的关系结构与信息流动格局。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全球政治领袖作为传播主体,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对其在Twitter上形成的关系网络与推文提及网络进行分析,从节点层面、网络结构层面和派系层面探究全球政治领袖社交网络影响力与信息交互情况。研究发现,六成世界政治领袖(115位)开通Twitter账号,彼此间形成了相互连接的网络,但网络密度与中心势较低,即全球政治领袖社交网络权力较为分散。结合节点中介中心性、权威中心性与总度中心性来看,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印度总理莫迪是网络中最具影响力的节点。通过相关性检测,本文发现各位政治领袖社交网络影响力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其国家的实际实力与掌握资源息息相关。从网络结构来看,全球政治领袖社交网络中形成了核心-边缘结构。核心网络中共有24位政治领袖,其中14位来自发展中国家,10位来自发达国家。相较当代世界体系分区,政治领袖社交网络中出现了传播权力与网络权力的更迭,网络权力出现了从欧洲向美洲的转移。具体表现为:世界体系中19个核心国家里,仅有七个国家的领导人延续了其核心网络的地位,而核心网络中的新晋领导人大多数都为美洲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从派系层面来看,全球政治领袖中26位领导人搭配形成了23个人数大于或等于六的派系,按地域分类可分为欧洲派系、美洲派系、欧洲-美洲派系、欧洲-亚洲-美洲派系。通过对派系进行提及网络分析,研究发现欧洲派系中影响力与信息枢纽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美洲派系中最具影响力的节点为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欧洲-亚洲-美洲派系中最具影响力的节点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而美洲派系因其权力分布较为平均,未出现显著的权威中心节点。四个派系中政治领袖互动议题存在地域差异,但洲际混合派系中并未出现跨洲际共同议题。最后,本研究就以上研究结果从五个方面对其现实意义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