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深圳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2021年3月1日开始施行,同年7月19日深圳中院裁定个人破产“第一案”,标志着我国向建立起现代破产制度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制定我国的“个人破产法”也已提上了立法日程。我国的个人破产立法无论是采取制定单行法形式还是在修订《企业破产法》时将个人破产制度合并进去,豁免财产都是绕不开的关键一环,同时也是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差距最大的地方之一,这不仅仅是法条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立法理念的差异。个人破产法的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在合理调整债务人和债权人关系的同时,也要促进“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获得经济重生,从而让自然人也能有序退出市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要达到让债务人在经济上重生的立法目的,这就需要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对于诚信债务人的余债免除以破除沉重的枷锁,并通过设置合理的豁免财产范围对债务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进行保障。过于宽松的豁免财产范围不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也容易让债务人产生“怠惰”心理;过于狭窄的豁免财产范围和个人破产法的立法理念有冲突的同时,也会对个人破产法的实际效果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定合理的豁免财产范围,保障债权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从而实现经济重生。在研究豁免财产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发展后可以发现豁免财产范围的发展趋势经历了思想上从“破产有罪”到“破产免责”的转变,在法律上从对债权人的债权利益完全保护到对债务人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的发展演变,这是因为相对于债权,债务人的人权属于更高位阶的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通过对《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及司法实践中的个人破产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豁免财产范围过窄和豁免数额较低,这对保障债权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不利的,也不能实现让债务人经济重生的立法目的,其中呼某某个人破产清算案等案例就是立法理念和条文冲突在司法实务中的例证。进一步探究形成豁免财产范围狭窄的原因,主要有传统观念的束缚、立法不明确、处置逃废债机制不完善和司法资源不足,这些原因共同导致立法者在制定豁免财产范围的条款时过于谨慎,但实际上随着《企业破产法》在我国的施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的原因已经被解决或正在解决,对我国个人破产法中豁免财产范围的影响是较小的。可以预见我国的个人破产立法将采取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模式,不再区分个人破产人是否具有商人资格,这种模式扩大了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范围,也体现了平等性,但由于自然人主体之间破产原因的不同,如个体工商户因为生产经营破产和消费者因为生活消费破产的区别,必然对豁免财产的范围要求不同。因此,制定合理的豁免财产范围,需要对债务人生存权和发展权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保障。生存权的保障是基础性的,不管是因为生产经营破产还是生活消费破产,对债务人的生存权保障的标准是平等的,不会因为破产主体是商人或者自然人而提高或降低,豁免财产范围采用以列举式为主,同时对每一类财产进行数额限制;发展权的保障个案之间是差异较大的,豁免财产则可以采取概括式,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和限制债权人表决权,采取总额限制的方式,这样既能保证总体和个体的平衡,在减少对豁免财产的争议的同时提高个人破产的效率,最终达到让债务人经济重生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