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位论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与格转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Pinker有关与格转换的理论为依据，结合Goldberg的构式语法，考察了英语作为外语的中国学习者对英语与格转换的二语习得。具体来说，本学位论文分析了动词类别、学习者水平以及学习者的母语三类因素对学习者的影响。本研究主要借鉴并扩展了Inagaki(1997)以及Whong-Barr and Schwartz(2003)的研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Pinker的理论，进而探讨英语作为外语的中国学习者对英语与格转换的二语习得，拓展我们结合Goldberg的构式语法对英语双及物结构的认识。其实践意义在于提高英语作为外语的中国学习者对英语与格转换的学习，尤其是对双及物结构(本论文用“双及物与格”)的学习。本研究涉及三个问题：(1)英语作为外语的中国学习者能否将一类动词的双及物与格与另外一类动词的双及物与格区分开来?(2)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对他们习得英语与格转换是否有影响?(3)学习者的母语对他们习得英语与格转换是否有影响?针对上述三个问题，作者从构式主义视角进行了详细的跨语分析。通过研究，作者发现汉语双及物动词的典型结构是动词前给／把／将结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V+给”这一双语素复合词实际上是一个动词，它是有标记的形式或者结构。以具体的动词类别为基础，作者提出了五个具体假设以及一个整体假设：典型结构假设。本文采用测试形式(两套试卷)搜集相关信息。这些信息用于研究英语与格转换的习得以及验证上述假设。92位中国大学生参与了测试。测验结果显示：所有受试对研究的所有动词都倾向于选择介词与格，从而验证了上述的典型结构假设：汉语双及物动词的典型结构是动词前给／把／将结构。由此表明对那些已经在母语中内化的知识再次内化在学习者的二语语法中得到强化。学习者不同聚合类动词的习得过程不尽相同。一方面，成年二语习得者对与格转换的习得受制于他们母语中那些与目标结构对等的结构的性质。这一点与Inagaki(1997)的发现相同，也适用于本研究中能够发生与格转换的动词，如tell类动词，bring和take，fix类动词，以及不能够发生与格转换的动词，如push类动词。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学习者的习得过程是以下四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普遍语法(UG)，目的语的输入，泛化，以及母语迁移。在这一过程中，正面信息以及缺乏正面信息和／或者负面信息起着重要作用。随着英语学习者水平的提高，学习者对那些合乎规范的能够发生与格转换的动词的认识也随之增长。对于有些不能够发生与格转换的动词，学习者的认识也随着水平的提高而增长。这说明中国学生对英语与格转换的习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作者讨论了本研究在英语教学中的现实意义以及本研究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