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理论,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作为理论基础,以姚斯和伊瑟尔为其代表人物。接受美学非常强调作者、文本以及读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为其运用于翻译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翻译活动是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流活动。译者在翻译之前或翻译时,首先是以读者的身份与作者对话,然后再考虑到译文读者的审美经验、审美需求和接受能力,即读者的“期待视野”。《飘》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畅销作。作为本书首位中文译者的傅东华先生,以其极其典型巧妙的归化译法,让《飘》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同时也正是由于其看似“不忠”的归化译法,而饱受争议。但这些评论大多都停留在对文本的静态评价,而没有认识到诸如读者需求和接受水平等其他重要因素。接受美学理论便很好地考虑到了读者之于文学作品的重要作用。关于《飘》译本的研究多种多样,而少有对其中文化负载词进行的研究。文学作品中文化负载词意义深刻难懂,翻译起来非常棘手,其隐含意义对行文常常有点睛之笔的作用。因此,对于集概念意义和文化意义于一身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在整个文学作品翻译研究中极具代表性。本文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对傅东华先生《飘》译本中典型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如“期待视野”、“文本意义的未定性”、“读者的能动性”和“视野融合”等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具有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首先牢记读者的“期待视野”,不断地发现和处理原文本中文化负载词的各类“意义未定点”,通过原作视域、译者视域和读者视域之间的融合,形成了译作视域,也就是译者所预想的符合译文读者审美期待和需求的译文。傅东华先生非常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在翻译时尽量向译文读者靠近,运用了许多译入语读者熟悉的表达来代替源语的表达。同时,他也采用了许多灵活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尽可能地让译入语既保留有原文的文化意味,又具有可读性。尽管傅译本被许多学者贴上“不忠”的标签,但其为《飘》这部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本文认为,翻译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直译或意译”的过程,或是两种文字简单转换的静态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相互交流的动态过程,译者在此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接受美学便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它要求译者要时刻把读者装在心中,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