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权力密切相关。集中研究权力与翻译的关系始于1990年，Bassnett和Lefevere在当年合编的《翻译·历史·文化》一书的导论中，号召翻译学者研究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兴衰及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90年代译学“文化转向”以来，突出权力问题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转向”已变成“权力转向”，译史和译法的讨论都开始突出权力问题。 “操控学派”认为，“从译语文学角度看，为达到某个目的，所有的翻译都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操控”。本文认为，翻译中的操控并不限于针对原文，为了操控译语社会，赞助者往往操控译者，使其操控原文。翻译也受到原作和读者的操控；有时译者也操控赞助者。因此，译者既是操控者，又受到操控。 本文共7章。第1章回顾了译学中的“权力转向”，探讨了权力概念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意义。第2章对比了中西翻译传统中的原作权力，认为原作在描述译学中的地位虽已下降，但在应用译论中仍将十分重要。第3章对中西译史上的文化取向之争进行了历时研究，认为foreignization／domestication与“异化“／”归化“并不对等，二者的渊源和指称不同，使用的语境和目的也不同。对《三国演义》英译本的分析表明，讨论译者的文化取向成因需区分译者群体和个体。本章还探讨了语码权力对翻译流向、平行文本的效力以及译者的文化和时间取向的影响。第4章综述了几种主要的规范理论，分析了意识形态规范和赞助者操控翻译的具体方式，认为赞助者有时也干预翻译的诗学选择，赞助者理论需要修正。第5章是运用权力关系理论对严复的翻译所做的个案分析。第6章论述了权力关系研究中的注意事项，如不可忽视原作(与原语文化)的地位和译者的能动性，不可忽略翻译中的非文化因素，等等。第7章是结语。本文涉及了主要的权力关系，但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该研究。 作者主张辩证地看待权力关系，认为语言文化权力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译者应屈服于文化霸权，对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控的描述和揭露并不说明操控是正当的。过于强调社会文化制约可能导致译者地位下降，完全忽略它们又可能使乱译盛行。 权力关系理论有助于了解翻译的社会文化成因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是对其它译论的有益补充，能使翻译研究更为全面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