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翻译研究实现“文化转向”一来,包括文化在内的宏观因素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因此,后殖民翻译理论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全新视角。在后殖民翻译理论中,权利差异作为影响翻译活动的一大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民族语言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社会文化之间的权利差异,使后殖民理论家从不同的文化立场来研究翻译活动中的文化交流现象。后殖民理论认为,源语和目的语并不是平等的,翻译实践受到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权利差异的影响和制约。与此同时,在后殖民语境中,“杂合”现象是语言与文化间交流的必然产物。通过“杂合”,源语的异国情调能够从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这样就能更好地促进两种语言之间的交流,同时又可以抵制文化霸权,彰显文化的“他性”。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由三章组成。第一章为文献综述,从不同角度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孽子》及其译本所做的研究。第二章为理论框架,首先对后殖民主义以及后殖民翻译理论作了简短回顾,然后概述了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两大核心理念——权利差异和杂合,紧接着介绍了与此核心理念相关的翻译策略。第三章为主体部分,以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物种文化分类为切入点,以后殖民翻译理论为研究工具,对《孽子》英译本进行剖析,试图分析在不同文化层面译本所体现出的后殖民主义翻译思想及翻译策略。通过研究发现,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其翻译目的和特定语境密不可分,异化和归化并非矛盾对立,而是辩证统一。一方面,作为来自强势文化的译者,葛浩文或多或少受到了霸权意识的影响,从而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消除源语中的异质性并且刻意忽略中国文化的某些特性。另一方面,因为汉语与英语在语言文化间存在巨大差异,译文便不可避免地展现出“杂合”现象。同时,由于葛浩文在中国的特别经历以及他对于中国文化所抱有的特殊情感,在翻译《孽子》时,他更愿意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因此他主要采取异化的策略并且抵制英语的霸权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得以传播和欣赏。总之,在《孽子》英译本中,葛浩文既融合两种文化又离间这两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