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一国的立国之本。随着中国现代化农业建设进程的加快,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突出,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显得愈发重要。在政府农业投资总量不断增加、投资结构不断优化的当下,提高投资效率将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当下,污染防治工作也已成为中国当前三大攻坚战的任务之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首先对中国农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分别对全国和各省2007-2016年的中国政府农业投资效率进行全新评估,考虑到了技术异质性的存在,在地方层面的研究中,本文在方法上采用基于共同前沿和非期望产出的SBM-DEA(至最远前沿距离数据包络分析)超效率模型。考虑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为推动区域的协调联动发展,本文还对各地区的政府农业投资效率进行了区域关联性分析,通过计算各地区政府农业投资效率的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Moran’s I),进行了空间自相关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对农业建设一直都有较高的重视程度,政府农业投资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中国农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农业污染源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污染源,但近来年来开始所有控制,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初见成效。中国政府农业投资效率整体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外界经济环境影响和投资的滞后效应,以及政府农业投资重点的转变。东部地区政府农业投资效率一直位于全国领先水平,中部其次,西部最差。就各地区而言,海南最高,山西最低,越是发达的地区效率越高。而从群组前沿来看,山西、重庆和内蒙古被严重低估,这些地区存在较大的技术缺口。总的来说,各地区的政府农业投资效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西部地区,改善潜力巨大。此外,中国各地区的政府农业投资效率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10年上海、吉林和四川呈现高低集聚;2013年四川省的高低集聚现象显著增强,宁夏和陕西呈现低低集聚,天津呈现高高集聚。2016年内蒙古呈现低低集聚、广西和重庆呈现低高集聚、湖北呈现高低集聚。总的来说,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政府农业投资效率有较好的提升,低效率地区正逐渐向西北方向发生空间上的位移,而高效率范围正逐渐由东部向中部发生空间上的扩散,越来越多的中部地区效率都有所提升。就此,本文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转变农业生产模式,在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可以考虑实施环境更为友好的生产模式,加快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将“工业式”农业发展模式逐渐向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通过对农业生产投入要素资源的优化调整来控制污染的排放。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农业,加强区域间交流与合作。鉴于中国地区政府农业投资效率空间上的差异,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合理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政策。应重点加强中部和西部地区现代化农业的建设,尤其是推进山西、重庆和内蒙古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努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地区间的扩散效应,努力推动成果共享,逐步实现全国范围内政府农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加强生态环境管制力度,积极推广科学先进的农业发展模式。对农民进行专业化培训,在提高农民专业生产技能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出台一些相关法律,采取法律强制措施对一些行为进行严格管制。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视角存在一定改进,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出发,将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放进政府农业投资的效率评估之中,较以往的研究而言更具现实意义。此外,本文还创新的对各地区政府农业投资效率空间上的联系进行了研究,对各地区对其周边区域可能造成的影响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充分考虑到了技术的异质性,在共同前沿理论框架下展开相应研究,并对各区域内部的效率情况进行了分析,更加全面可靠;同时采用超效率模型,可以对有效决策单元部分的效率作进一步区分,结果更加精确可比;此外,本文在计算时综合考虑了政府农业投资和其他投入要素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结果更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