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属宗教，立足于彼岸世界；诗属艺术，根植于此岸世界，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于人生的价值和功用有本质的不同。然而，禅宗从唐代安史之乱后确立以来，与诗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正式提出“以禅喻诗”的主张后，以禅喻诗遂成为一种风气。所以就连杜甫入蜀前(760年)的一些诗歌，后世学者和诗论家也认为它们有关禅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杜甫思想的主要倾向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首先，安史之乱前，禅宗还没有在北方中原京洛地区确立发展起来。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应该是慧能。在他身前，禅宗的主要弘化区域在岭南一带，所以被视为南宗禅。慧能入灭后，他的弟子神会才开始积极努力地向北方京洛地区发展南宗禅。当时的京洛，主要是北宗禅的活动区域。他们尊奉神秀为六祖，受到皇室的礼遇，有很高的身份和政治地位。神会传法的目的是要确立慧能的六祖地位，于是他在滑台无遮大会上公然指责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这样一来，神会的开法传禅便受到了来自北宗的阻挠。很多的时候，北宗借助政治力量，为神会制造一系列的麻烦，使得他的传禅颇难有进程。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后，神会开坛纳税度僧，以供军需，才受到皇帝的重视，慧能的六祖地位也才得以确立。杜甫当时主要活动于京洛地区，三十五岁以后，他长期生活困顿，加之安史之乱的爆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根本无暇顾及禅宗，所以受到禅宗影响的机会也就不会很大。 其次，就“以禅喻诗”本身而言，它是用宗教的语言来阐述诗歌艺术，尤其灵感的非规律性、不受人的控制、无法用语言具体描述的特点。然而，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相似。从内在实质来讲，“以禅喻诗”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一，将艺术思维等同于宗教思维。然而两者在思维对象上是有区别的：艺术思维是由内而外使内省体验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联系起来，从而获得对外界认识的主客观相结合的思维。宗教思维是一种直觉，它所面对的是纯粹的精神，是无对象的思维。它要求主观上对于客观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不能执着，不能对象化。其次，在看待自然物象上，艺术思维的结果是心物结合，产生了意象。而宗教，尤其禅宗认为心是真正的存在，从而把自然看空，形成完全孤离于具体时空背景的、只是参禅者的心相。再次，两者主体感情也不相同：诗以言情为主，而宗教是要抛弃人世间的一切自然情感。二，将灵感等同于顿悟，却不知两者产生的前提是不一样的：灵感生成的主要因素在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学养；而顿悟发生前，认识主体要排除一切杂念的干扰，不作任何积累和准备。其次，灵感和顿悟的心理状态不一样：顿悟的整个过程中，主体都保持空明虚静之心，而灵感则是以虚静之心等待，等它袭来后，主体就变得异常兴奋。还有两者内容的不同：顿悟的内容是什么，只有顿悟者自己知道，而灵感袭来后，都会有文艺作品出现。三，忽视了诗歌“语不惊人死不休”和禅宗“不立文字”的区别。 所以，从上述两大方面来看，杜甫入蜀前的诗作，几乎没有受到禅宗影响，就不可能有什么禅宗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