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功夫电影与中国的武术、伦理、宗教和哲学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电影类型，是受众了解中国社会与历史的重要文化范式。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武侠电影”的概念不易为西方所接受，为研究此类电影的国际化问题，论文重新界定了中国功夫电影的概念。功夫电影在世纪之交取得的荣誉与商业价值是中国其他电影类型难以比拟的：《卧虎藏龙》《英雄》等频频获奖，在北美外语片票房排行榜的位置难以逾越，《英雄》开启了中国商业大片的新时代，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当今华语功夫电影难现昔日辉煌，本论文以中国功夫电影的演进与国际化作为研究方向，为功夫电影的振兴提出合理化建议。本论文讨论了百年间（1905—2015）中国功夫电影发展历程。以侠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进为线索，以电影本体审美研究为核心问题，选取本土文化视域中的“武”与“侠”与西方异域文化理解的“武”与“侠”两个分析路径进行比较研究。在历史维度上。将功夫电影这一电影类型放在影视艺术学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链条上进行审视。一方面在以电影内容发生时间为界限将功夫电影划分为古装武侠片，近代功夫片与现代动作片的基础上，特别把民国功夫片从近代功夫片中剥离出来，依据是民国时期武术被尊为“国术”，是武林发展的黄金时期，融武于军和对功夫技艺的敬守与传承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对不同历史时期侠义精神的展现进行阐释，从封建社会传统侠客“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到近代侠士“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到民国武者保家卫国的浴血奋战，再到现代特种兵“犯中华者，虽远必诛”的爱国情怀，从不同阶段的演变来探究侠义精神与具体历史语境和文学场域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主旋律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和平时期的警察与特种兵都是侠义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主要载体。探讨了把功夫元素与主旋律电影结合，既解决了主旋律电影有艺术价值但没有经济产出的尴尬境遇，又对处于低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夫电影起了提振士气的作用，还有助于青年人对革命英雄主义与家国情怀的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接受。在美学维度上。通过对中国功夫电影不同发展阶段的“武”的光影展现，从传播学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冷兵器、传统拳脚功夫以及新时期的综合格斗在美学上的常态与嬗变。并不是单纯的对功夫技法的研究，而是寻求技法背后蕴含的美学本质，从儒雅蕴藉到暴烈阳刚，从武舞之风到刚猛写实，这些美学特征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情境下形成的。功夫的美学展现经历了“象征”“抒情”“叙事”的变更，“象征”代表了刀剑拳脚掩映下的文化内涵，“抒情”是导演的个性化体现，“叙事”表明了功夫推动电影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三种美学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更迭和相互交织，显示了“武”文化的历史变迁。从国际化视野出发，在艺术成就与商业价值两个层面，把中国功夫电影与美国超级英雄电影和日本武士电影进行了横向对比，提炼出处于低谷期的功夫电影重新崛起值得借鉴的经验。并针对功夫电影走向世界的进程进行了划分，最初只能作为邪典电影登陆西方，经过一代代中国影人不懈的努力，功夫电影已经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电影类型，一些近似题材的好莱坞电影也要参照学习中国功夫电影的拍摄模式。文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叙事的演进过程。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叙事最早出现于以近代中国为背景的电影中，以单纯的华洋对抗为叙事线索，代表作是《天下第一拳》与《精武门》。徐克的《黄飞鸿》系列把复仇民族主义叙事转变为包容性民族主义叙事，不再塑造脸谱化的洋人，摒弃了纯粹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力逐渐增强，已经不需要通过在银幕中痛打洋人来提振民族自豪感，这时期的功夫电影更多是追求“武”与“侠”的真谛，表现了对传统功夫的守望。处于低谷的中国功夫电影应该与时俱进，与影视虚拟技术、动漫元素、科学元素、游戏元素、仙侠元素相结合，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功夫电影。中国功夫电影将成为宣传国家形象的文化名片，因此在新的时代，中国功夫电影不应一味强调和渲染暴力，而应运用艺术与美来消解功夫的暴力因子。在表现功夫的同时，也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传递中国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