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常常会为翻译研究带来很多启示。文学研究以作者为中心的范式赋予了作者在文学体验中的中心位置,而以作品为中心的范式则视文本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两种研究范式过分强调作者和文本的地位,贬低了读者在文学过程中的作用。受这两种范式的影响,译者为了译出“权威”译本,努力在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寻求对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诞生的接受美学,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不是自足的个体,不能独立于读者而存在。该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由未定点和空白组成的图式结构,意义产生于读者对未定点和空白的具体化。接受美学肯定了读者在意义生成过程中作为积极参与者的重要性。对于读者接受的关注标志着文学理论的新转向。受到新的文学研究趋势的启发,翻译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研究思路。传统翻译理论使译者沦为源语文本忠实的仆人,任何对源语文本的改动都被看作违犯了“忠实”的翻译原则。接受美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主要强调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第二,译者对于译文读者期待视野的考虑。本文将接受美学应用于文学翻译,对《京华烟云》的三个中文版本进行对比研究,能够给予各译本以公正合理的评价。首先,本文详细阐述了各译者的期待视野及其在译本中的体现。郑陀和应元杰的译本诞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其时统治者立场的考虑成为译者期待视野重要的组成部分,导致该译本注重传译故事情节而忽视或有意回避某些细节,如关于中日冲突的叙述。张振玉作为外语和翻译领域的学者,其译本处处体现他的翻译思想和原则。他的译本语言优雅流畅,朗朗上口。在涉及中西文化的方面,灵活省略原文中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介绍性内容。郁飞的主要翻译目的是替父偿文债,由此而产生的期待视野使“忠实”成为他译本最大的特点。遗憾的是过份忠于原文造成了语言表达效果上的欠缺。然而他谙熟中国传统文化,出色地再现了原文中的文化要素。在分别讨论译者的期待视野之后,本文又从对译文读者期待视野的考虑和对源语文本未定性的填补两个方面比较了三个译本的异同。中西方读者在语言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对这些差异不同程度的考虑是造成译本多样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目的语文本作为译者对源语文本未定点具体化的产物,也势必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