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于金代的全真道士词,是词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词作数量颇为可观,尤其是王喆,他开创了“全真道士词派”,把道教文化与古代诗词紧密结合。其词主要是“道遗世之乐,论修仙之事”,富含宗教色彩,宣扬苦节危行,鄙弃酒色情欲。柳永,北宋词坛卓有建树的词作大家,以其毕生精力写词,是北宋第一位专业词人。其词“好为淫冶讴歌之曲”,内含丰富的歌妓形象,追求个性自由,纵情声乐酒色。二人看似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极端,但他们实际上有密切的联系,有王喆词《解佩令·爱看柳词遂成》、《双雁儿·自述》为证。本文就是从内容、思想、形式等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柳词与王词的关系,并探讨王喆道士词是如何受到柳词影响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王喆道士词对柳词内容的接受。首先重点探讨了柳永及其词中的道教意味,分为柳永自身受道教影响、柳词中的道教意味两个部分。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的论点、论据。在柳永自身受道教影响中,本文主要介绍了柳永对道教思想的自觉运用,并指出两个明证。在柳词的道教意蕴中,本文重点分析了柳词中的“渔父”意象、“陶渊明”意象、道教典故、以及含有道教韵味的词牌,并将其与王喆词进行比较,从而探讨王喆道士词对柳永词道教意蕴的接受。其次讨论了王喆“以词传道”的原因,除了介绍各家学者得出的两宋词风濡染、王喆本身的儒生背景、词与道教文化的联系等结论外,本文还指出了词的制作简单性,使得王喆创作出数量相当可观的词作,为其选择“以词传道”提供了依据。而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如此多的词,主要是因为受到柳词中所蕴含的市民情调、生活气息的影响。第二章主要介绍了王喆道士词对柳词思想的接受,分别从叛逆狂放的个性、旷达洒脱的心态、对女性平等的态度等三个方面来论证。首先是叛逆狂放的个性,王喆与柳永有相同的际遇,这使得他们都具有怀才不遇的愤慨、以及叛逆狂放的个性。其次是旷达洒脱的心态,柳永一些抒写隐逸情怀的词作,流露出旷达洒脱的心态,与道教的自然境界相契合,王喆对其继承并进一步发展。最后是对女性平等的态度,柳永善写歌妓,并一直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们,而王喆同样拥有对女子平等的观念,并将其发扬光大,推广到善待万物、以及三教平等的层面。第三章主要介绍了王喆道士词对柳词形式的接受,主要从词调、音乐性、用典等三个大方面来具体进行探讨。首先是从词调词牌角度分析,分为王喆用柳词调、更改旧调、自创新调三个方面。王喆有意借用柳词孤调,并学习柳永,积极更改旧调,大量自创新调。其次是从音乐性角度分析,柳永为歌妓作词,王喆为传道需要,他们的词都具有可歌性。并且二人都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熟悉曲调的实际唱法,都能为协音律,而有意修改文辞。第三是从用典角度分析,从用典数量、用典特点两个方面来探讨柳词与王喆道士词用典的相似性。二人的词作中用典数量有限,这主要与他们的创作背景、目的有关。在用典特点方面,二人都是明典多暗典少,熟典多生典少,而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使得他们的典故重复频率较高,同时也使他们的词通俗易懂、广为传唱。本文即从这三个章节详细地探讨了王喆道士词对柳永词的接受,全面、细致地探究了柳词与王词的内在联系,并分析二者词作在词曲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得到柳词为元曲之滥觞的结论。